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和品质。一个人的统治，哪怕是善治，也是不可接受的。希腊人一向把自己视为自由人，自己掌握着城邦的命运，而在僭主制下，他们和东方王国中的臣民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何况，不少僭主不信任本邦的公民，重度依赖外国势力扶植，甚至干脆就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僭主统治下的民众于是觉得他们就像是被外族统治而非生活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之中。
陈嘉映 《希腊别传》0
陈嘉映 《希腊别传》0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政府假其兵力，以助戡乱。彼时欧美各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且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将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力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克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幺，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幺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幺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在大众语言中，民主自由总是象四字成语一样连在一起，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凑巧因为同是被人们追求的目标，才被许多人一时糊涂误以为是一回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专制体制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过人们的这种糊涂。其实中国人倒是应该很能理解辨别其中的差异，甚至明白它们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人是不可靠的”有了新的含义。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个人主义的专向”：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现在搞清楚了，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部的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伯林明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曲和滥用更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要问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影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术、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成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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