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相伴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标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徇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秉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幺大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时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还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对于某种事物长期的爱,使我们生活在精神贯注的境界里,自我界限开始延伸。延伸到一定程度就会归于消失,而我们的心智就会成熟,爱不断释放,自我与世界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
M·斯科特·派克 《少有人走的路》0
现在的日常生活当然和旧制度时候不一样,不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描述的凄惨景象。现代的骗子找到了新的舞台:他在申报所得税时作假,他欺瞒公权力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不是智取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老爷。可是,他每踏出一步就是向以长筒靴猫为首的祖先敬个礼。随着老故事历经数世纪越过社会的樊篱,他们锻炼出无比的耐力。他们变了,却本性常存。即使融入现代文化的主流,他们也证实了旧的世界观是如何的顽强。在格言隽语的引导下,法国人仍然试着要智取体系。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meme chose(万变不离其宗)。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没有哪个社会学公式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文人共和国是个模糊的精神领域,而且作家散布于社会各处,并没有清晰的专业身份。尽管如此,埃默里在辨识狄德罗时,看出旧制度一个关系重大的成分,特别需要从警方的观点加以监视。从警方监看狄德罗之辈,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分子模糊的身影具有清晰可辨的形象,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现身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工路德·金的讲话从亚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P64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东案一结东,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幺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幺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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