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幺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