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自由的人到处磕头拜礼求人收留他的自由”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1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1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
克里希那穆提 《一生的学习》0
克里希那穆提 《一生的学习》0不仅傅家甸的居民,就连镇守各区的士兵,也得按自己所执勤的区,佩戴证章。同一个区的人,可以在本区内自由行动,要想去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方可通行。那些脚野的汉子,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在街上嚷嚷,说是老鼠传播鼠疫,可以四处游走;人却要像鸡一样,被圈进笼子,世上哪有这么防瘟疫的?
迟子建 《白雪乌鸦》0
迟子建 《白雪乌鸦》0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中选出,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行省那样,不论是否有意和所得的成果如何,共和国历久不变的传统也逐渐产生变化。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国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0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0(……)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 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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