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 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
雷蒙德·钱德勒 《漫长的告别》1
雷蒙德·钱德勒 《漫长的告别》1如果没有希望在前面诱惑着人,人也许就没有前进的勇气了。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1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1每只羊单独离开羊群,在牧人看来,可能比整个羊群还要宝贵。“一个人如有一百只羊,走失一只,他不是要将九十九只羊丢在山上,去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他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0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0尼采:不要到处兜售心理学!绝不为了观察而观察!那只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产生某些“造作的”、故意夸大的东西。只为了想去经历某些事情而去经历,这是不会成功的。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不能允许向自己看,要那样的话,任何一瞥都将成为“毒眼”。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出于本能,不会为了看见什么而去看的。同样道理,一个天生的画家也是一样。他从不模仿大自然作画,他依赖他的本能,依赖他的暗房,来筛选,来表达“情况”“自然”“经历之事”。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早在一九二一年,才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声称,他的问题在于自己从来就无法拥有“整体的”思想。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都深感悲痛,因为他的思想“抛弃”了他,他无法“发现”自己的思想,无法“获得”思想,他“失去了”对词语的理解力并“忘记了”思想的形式。…让阿尔托受罪的并非是怀疑他的“我”是否思考,而是他确信他不拥有自己的思想。他没有说自己不能思考;他说他不“拥有”思想——而这在他看来,要远胜于拥有正确的观点或判断。“拥有思想”指的那种思想借此支撑自身、将自身展示给自身看,并能应答“情感和生活的全部情境”的过程。阿尔托声称不“拥有”思想就是从思想的这一意义上讲,即认为思想既是其自身的主体,又是客体。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正因为爱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一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一一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环是,做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回圈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善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爱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抗爱滋病的公共资源。由于爱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藏。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生物学家和公共衡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此人们所能想像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对爱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对轻济和卫生服务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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