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教育学,特别是教育理论,首先是在实践上适应一定目的的科学。如果我们不向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那我们就不能够单纯地去教育人,也就没有权利进行教育工作。没有明确的、广泛的和人所共知的目的的教育工作,会变成脱离政治的教育工作。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什么都没有了,再走就喝西北风了。
刘震云 《一九四二》1
刘震云 《一九四二》1不,「总体」馨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爱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爱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一医学和社会一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愿衍译卢克莱修的话:把它交还袷战争的制造者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在大多数有关核战争的谈论中,。谁若持理性之论(即专家自己的描述),就意味着他不承认人类的现实,而谁若情绪化地谈到哪怕一点有关人类(即那些自认为受到威胁的人)所面临的险境的话题,就意味着他坚持不切实际地要求迅速解除危险。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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