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主要通过性传播途径进行传染的传染病,必定使那些性行为更活跃的人冒更大的风险——而且该疾病也容易被看作是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梅毒如此,艾滋病甚至更是如此,因为不仅滥交,而且某种特别的被认为反常的性“实践”被点名更具危险性。通过某种性实践而感染艾滋病,更被认为是故意的,因而也更咎由自取。通过共用被污染的注射器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的瘾君子,被看做是在进行(或完成)某种漫不经心的自杀……那些因血友病和接受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尽管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感染的责任怪罪在他们本人身上,却可能同样为惊恐失色的人们无情地冷淡疏远,认为他们可能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不像那些业已蒙受污名的艾滋病患者那样容易识别。
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责任。
刘慈欣 《三体》0
刘慈欣 《三体》0责任――通常是因为欲求而欠下的债务。
张方宇 《单独中的洞见2》1
张方宇 《单独中的洞见2》1年轻人啊,请不要觉得你无足轻重,希望你能从平淡的日子里,看到自己的价值与使命感,你们长大之后成为优秀的教师,负责任的律师,救死扶伤的医生,进入一个个领域,你们会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
董宇辉 《东方甄选》0
董宇辉 《东方甄选》0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 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臣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 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继续着昨天下庐山时的思考。所谓看所谓认识,都是以身在事中为前提的。身在事中,说的还不是“体验”,体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认识为归宿的,在却是迷,身在庐山中就是迷在庐山中。着迷才有关切。Sorge这个词,本来译成“关切”要好些。不过熊先生译做“烦”,自有译做烦的好处。因为烦不从认识来而恰恰是从身在其中来,即从Geworfenheit的关切来。而烦之为体认,就和抽象认识不同,而更近乎智慧。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未必是我现在所想的这层意思,但我们似乎经常过分强调了智慧高远宁静的一面,而不曾悉心体察智慧和烦恼的联系。须知本真的生存并非遁人方寸之间,也非遗凡尘而轻飏。沦落于大千世界,自不免操持百业,逐人高低;就算收心得道,忘却营营,仍须要挺身立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说什么出世、无为,总还是在世,总还是无不为。人生在世,究竟脱不开这个烦。而烦之为烦,就因为人生总不是个定型的局面。今日了悟了,明朝复又执迷;或竟不如说不着迷就没有了悟。人生之谜因此就不似一个方程,求出了根就可以摆在那里。思领悟在,并不断领悟在;思跳不到存在之外去作结论,反倒执意寓形宇内,寓身于万象,从而把万象保寺在真如境界之中。 13:45将及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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