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人们的利益时也有同类的问题(例2)。人们的行动当然不是直接由物质利益所引导,而是由他们对于利益的主观理解所引导。但是,这并非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这只是向缘起链条的右端更挪动了一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否会直接形塑他们的政治行为,而是人们的主观利益和物质利益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连续光谱:在一端,人们对于利益的主观理解与物质利益完全脱节(如“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些古怪的想法”);在另一端,主观利益完全就是物质利益(如“我就想多赚钱”)。但是,这两种都同样可以被说成是主观利益,因此这种物质利益与主观利益的对决其实是虚假的,这种对决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仲 《管子》0
管仲 《管子》0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这能说明什么?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问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都梁 《亮剑》0
都梁 《亮剑》0生活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任务。不论你选择的是什么职业,种植、建筑、诗歌、贸易或政治——在相同的条件下,只要你选择的是你所擅长的,那么这一切就都会如你所愿,甚至取得非凡的成就。只要你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那么一切就都会顺理成章。
爱默生 《善待命运》0
爱默生 《善待命运》0大象是客观存在的,它并非人类的假设,虽然我们只能摸着它的一部分但无数摸象的人也许能够尽量拼凑出象的整体。因此,永远不要在自己看重的立场上附着不加边际的价值,要接受对立观点的合理性。专业人土也必须俯下身段,倾听民众朴素的智慧。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这个问题在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作出了回答: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权力只存在幻想之国,世俗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罗翔 《刑法学讲义》1
罗翔 《刑法学讲义》1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 《希腊别传》0
陈嘉映 《希腊别传》0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一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觉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因社会习惯相承,经常有从政治角度出发把前一王朝官吏作为新王朝僕从差役事。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0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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