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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现在，我很难回忆起《我的叔叔于勒》是不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却清晰记住了吃牡蛎的场景一样。对美食的追求，对体面生活的向往，都源自人的本能，这是常识。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小面的小，不仅仅意味着简单，更代表着重庆人轻巧的生活态度。”沈宏非的这句话说得准确。那种举重若轻、看淡一切的豁达，才是重庆性格。每天早晨，不管白丁还是鸿儒，无论土豪还是屌丝，都齐刷刷地蹲在路边，或者倒背着领带，或者露半截嫩腰，面红耳赤地对着一碗面，吃得山响，深藏功名。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扪心自问，这种消夜，为什么还要去自取其辱？原因很简单：我更厌倦日复一日机械枯燥的生活。悄无声息，行驶在北京的冬夜里，搜索路边哪怕是仅有的一盏小饭馆的灯光，进去哪怕真的就喝一碗白粥，那种温暖都能渗透到骨髓里。尽管无人陪伴，这，也算是对抗无趣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吧。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美食家的界定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美食家是一门职业，他们有敏锐的嗅觉与味蕾，能细致区分不同的味觉感受，也能凭借经验和审美，判断各种食材搭配、加工烹饪以及艺术呈现的效果。而中国的美食家，就像今天大家公认的蔡澜、沈宏非等，则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很注重把对食物的感知与时空的变换，以及个人的阅历，用训练有素的文字，风生水起地呈现出来。我无论是见识还是表达，都无法望其项背。不过有次和学者陈立聊美食，倒是给了我一些安慰。他说人类享用美食的终极境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颅内高潮。有权有钱的人可以通过精细制作的食物，和繁复的进餐仪式去获得；但普通人也可以依赖简单平凡的风味暗示，通过咀嚼，甚至吞咽，达到同样的享受。从这一点上说，食物无所谓高下，人也是平等的。陈立老师的专业是心理学，他用现代科学的逻辑，讲述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广厦万间，夜眠只需六尺；黄金万两，一日不过三餐。如此说来，尽管赶不上美食大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吃货，也蛮好。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许多食物就像小锅米线一样，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它们多少都会水土不服，会“闹情绪”，甚至会因为食客中没有多少懂得欣赏自己，而自暴自弃变成木乃伊的样子… 同样是煎饼果子，天津到北京才一百多公里，吃起来就是两种食物了，更别说北京和昆明，差着两千公里的飞行距离呢。再说，像小锅米线这种食物，因为配料和工艺，每一家都有差异，也都有自己的拥趸，很难标准化制作，这也是它故土难离的原因。更重要的，在原产地品尝食物，除了美味，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食物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做美食纪录片，也就是把这些场景截取和复原下来，传递给观众，也希望观众有朝一日置身于此，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融入当地的生活。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中国太大，大到了在食物上千差万别，异彩纷呈。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生活样本——就像月饼，馅料和工艺的细小差别，让月饼从口味到口感南辕北辙，但无论差异多大，人们都约定在中秋这一天享用。相比美味，这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0

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跟随他学医，但因那时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对理工科有兴趣，故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弃理从医。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轰动一时，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虽然他们并未征得父亲同意，但他仍很得意。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

“日本人对于人口缺乏，感到非常恐慌，尤其是大批军人出国，人口的生产率剧降，所以他们对到日本去的外国人，大事‘接种’的工作，那里的女人，见到外国人来，都是移樽就教，我们一批人，个个都发觉自己被人利用了。到现在懊悔已来不及。”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

“早晨参观学校，一到下午应酬完毕，日本人已派好了女招待员，供我们寻欢作乐；七点一到，又参加应酬；日本人三杯落肚，已醉到不像样，疯疯狂狂地唱歌跳舞；大约十一时席散，又换了一批女招待员，陪我们到旅店去；这时我们的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个个都晕了大浪，如此一连七天，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病象，我还算是扎硬的一个人，但是自己觉得身体也被掏空了。”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