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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这种富于音乐性的柔和过渡的艺术,从城市里的各类建筑上就可以看出。经过数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向外有计划的扩张,维也纳现在已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内居民的一切消费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供给。维也纳虽大,但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之端的缓缓的山岗上。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现在是一条环形大道,大道上的华丽楼阁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珍贵的核心,这便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它们诉说着过去的沉重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记》在那所古老的大学首场演出。维也纳最著名的霍夫堡官曾有几代皇帝在那里居住;拿破仑住过香布伦宫。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来而祈祷谢恩。
    《昨日的世界》
    这些诗人们,对社会没有任何追求:名誉、头衔、利益,他们唯一追求的就是在安静的环境中一行一行地把诗句连起来,使每一句都富有音乐的节奏、华丽的色彩和闪烁的思维的光芒。他们形成一个团体,在我们纷繁器尘的生活中过着修道土般清静的日子。他们故意远离喧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宇宙间没有什么比柔和的、却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具生命力的音调更有魅力。当一个韵脚与一个韵脚连接得恰到好处时,就会爆发出难以形容的动感来,虽然它比风中飘落的树叶的声音还轻,却可以震撼最遥远的灵魂。他们拥有自己真正的灵魂,他们是严厉的语言的公仆和守护神,他们把自己献给了美丽的语言,他们从不迎合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和永恒,这样的一群人,多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啊。我们连看他们一眼都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生活得如此谨慎,如此朴实、平淡,有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有的从事一些小职业,还有的像虔诚的朝圣者漫游世界。他们大多数鲜为人知,同时又被这些知道的人狂热地追求着。他们有的在德国,有的在法国,还有的在意大利,但是他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诗歌的国度。他们厌弃一切县花一现的东西,而是追求艺术的永恒,这使他们本身的生活也成为一件艺术作品。我越来越觉得在我们年轻一代中竟有如此纯洁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怀着暗自忧虑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种新生活中一我们发自内心对艺术的渴望被扼杀,如同一场森林大火中的物被驱赶出了隐秘的窝穴一样——还会有那样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歌的人吗?但我也十分清楚,每个时代都会有创造奇迹的诗人出现正如歌德在为拜伦写的挽词中写的“世界将会继续创造他们,就像她一样在创造他们一样”,这句话永远是对的。所以,那样的诗人还是会不断出现的,即使在最不相称的年代,造物主总要偶尔留下一点珍贵的东西。这个时代不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吗?即使是最纯洁、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一那种在写作中酝酿、思考、成...
    《昨日的世界》
    在我的记忆中,在这种如此真诚又荒唐的聒噪中,最典型、最让人感动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我跟他很熟。他写过一些短小精旱的诗,而且是那种想像中最最善良的人。我现在还能记起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不得不抿紧嘴唇以免笑出声来的情景。从他洗练有力的德语诗判断,我一直主观地以为他应该是一位身体修长,仪表消瘦的年轻诗人。可是,那时摇摇摆摆地走进我房里的是一个圆球似的矮胖子,他满脸红光,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且充满自信,精力充沛,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如此沉湎于诗歌中,以致说话时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但是,正因为所有这些可笑之处,我不得不喜欢他,因为他热心、友好、诚恳和对艺术着魔似的喜爱。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一威廉文科中学念过书,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被普鲁士同化的犹太人。他从未说过德国以外的其他语言,也从未踏出过德国半步。对他来说,德国就是世界,越德意志的东西,他越喜欢。约克、马丁·路德、施泰恩是他的英雄,为自由而战的德国战争是他最喜欢写的话题,巴赫是他音乐的上帝一尽管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海绵样,但是能把巴赫的曲子弹得非常地美妙动听。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国语言,和众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圈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当战争爆发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急急忙忙跑到兵营报名参军。
    《昨日的世界》
    但这三年中,我和罗曼·罗兰的交往比任何人的交谈都要坦诚和直率。我完全能意识到与我面对面站在一起的这位朋友此时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所讲的代表着欧洲的道德良知。只在那一刻我才完全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和己经做的对达成彼此的谅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帮手,没有秘书;他和全世界许多为和平努力的人保持着联系,和许多为此事业请教他的人通信;他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要对自己所在的历史时代负责,并认为要把这种记载作为对后代应作的交代和责任(但这些日记今天又在哪里呢,那无数日记的璃纸有一天终将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道德和思想上的冲突全面漏露出来。)小;同时他还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还在为他的长篇小说《格莱昂波)全力拼搏一一这一切就是他不遗余力、呕心沥血为之奉献一生承担起来的责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类的良知作表率,他来信必答,只要是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读,而正是这个身体虚弱,健康正受着严重威胁的人,正是这个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不停地抑制轻微的咳嗽,不戴围巾就无法走过一段通道,走一步得停一步的人在那时为那个时代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力量。任何打击和偏动都无法动摇他,他无畏而清醒地注视着这个混乱的世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那种精神和道义上的英雄主义,这是从这座活的纪念碑上表现出来的,即便我在写罗曼,罗兰传时也未能把那种英雄主义完全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总是羞于把活着的人赞美得过分。我从他那间斗室里看到那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的看不见的令人震撼的光芒,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仍感受得到深深的感动:我的心灵也受到这种光芒的洗礼。我知道罗曼·罗兰自己一儿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丧失理智的疯狂作斗争而产生振奋人心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只有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我们才情得他的存在和他堪称表率的坚定不移意味着什么。正是他让那个丧失理智的欧...
    《昨日的世界》
    列车徐徐地,几乎是庄严地驶近,这不是平时那种被风吹雨淋褪了色的普通列车,而是黑色的宽大的豪华列车:这是一辆专车。机车停住了,等候的人群很明显地激动起来,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接着我猛然从车窗的玻璃上认出了奥地利最后的皇帝一卡尔皇帝,旁边站着的是他穿着黑色衣服的夫人齐塔皇后。我惊呆了,奥地利的最后一名皇帝,统治了奥地利七百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后的继承人舍弃了他的帝国正在离开了!他虽然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然给予他离别时享有的全部待遇,或者说他强烈要求这样做。这个高大、一脸严肃的人站在窗户旁,正在最后一次看着他的山峦、房屋和人民。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伤感和震惊。我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在学校唱的第一首歌便是皇帝的颂歌,在军队中服役时遵守的也是这个此刻穿着便装,严肃而深思的人发过的誓言:“与领土、领海、领空共存亡!”我曾在多次盛典上见过那位老皇帝,那种豪华场面在如今已变成了久远的传奇。我曾看见他站在申布龙皇宫的台阶上,身边簇拥着他的家族成员和威风凛凛的卫兵,接受维也纳八万名学童的效忠。在那绿色的大草坪上,他们整齐地站着,虔诚地唱着颂歌,那是海顿的《上帝养育歌》。我曾在宫廷会上,戏刷的首演上见到过穿着闪闪发亮的礼服的他,也在伊施尔温泉看到他戴着一顶施蒂里亚人的帽子骑马打猎。我曾看见他在万圣节的队伍中,低着头,虔诚地走向斯特凡教堂,而在大战期间的一个大雾弥漫、潮湿的冬天,我看到这个老人的灵柩被抬向卡普秦陵园。“皇帝!”从孩童时候起,我们就学会了这个敬畏的称呼,因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权力和财富的化身,是奥地利不朽的象征。而现在我亲眼看着他的继承者、奥地利最后一位皇帝被驱逐出他的帝国。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在代代相传了儿百年后的此刻寿终正寝了。所有站在周围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中感受这一历史时刻,世界的历史时刻。宪兵、警察和士兵们都面面相舰,不知道是否还应该行旧式的军礼...
    《昨日的世界》
    我从未忘记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一场歌剧意味着什么。因为缺煤,路灯昏暗地亮着,我们不得不摸索着前进,花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的票,而在以前这足够订一年的包厢。剧院内没有暖气, 所以观众们都得穿着大衣,挤在一块儿看。以前制服和长裙交相辉映,而现在是何等地单调和灰暗!谁也不能保证这星期的歌剧能持续到下星期,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煤不够用的话。在那富丽堂皇的剧院里,衰败的景象显得倍加凄凉。交响乐团的演奏者们穿着破旧的燕尾服就像灰色的影子坐在乐谱架旁,物资的匮乏让他们面容憔悴、精疲力竭,而观众们在这鬼城一样的刷院也同样如同幽灵一般。然而,当乐队指挥举起他的指挥棒,幕布拉开后,一切却是从未有过的精彩。每一个演员、每一个乐师都在竭尽全力着,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这可能就是他在这间他热爱的房子里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们也屏气凝神地看着,而以前从未如此专注,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正是这种精神,我们千百万人在那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的生活中持有的精神,使我们在崩溃边缘作出了最后的努力。我从未在一个民族和我自己身上看到过如此强烈的生命意志,那时的信念就是:生存,不管一切的活下去。
    《昨日的世界》
    因为我在俄国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更伟大,更让人感动的了。那块朝圣之地环绕在一片树林之中,静静的,远离了大路与喧露,一条小道通向那里,那个山丘不过是一个由土堆起来的矩形小土丘,没有人保护,也没有人看守,只有几颗参天大树遮挡着。他的孙女在墓前告诉我说,这些大树是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小时候曾在一个村妇那里听到一个传说:幸福将会 光顾栽树的地方。因此他们半开玩笑似的种下了几颗树苗。许多年过后,这个老人突然想起童年那个美丽的传说,于是表达了他死后将要葬在他亲手栽下的树下的愿望。人们按照他的意愿做了,这座简朴得超出了常规的坟墓成为了世界上最让人难忘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于树林之中,笼罩在一片树阴之下,—没有十字架,没有基碑,没有铭文。这位不留姓名的伟人躺在这里,再也不用遭受姓名和名誉带来的痛苦,就像偶然被发现的流浪者或是一个不知名的战士。谁都可以走近他安息的地方,围绕在他旁边的小木栅栏从未封闭过,惟有人们的敬意守卫着这位永不安息之人最后的安息。人们总是对壮观的坟墓感到惊奇,而在这儿,这出奇简朴的坟墓让人们异常好奇。风像上帝的喃喃细语从坟墓上吹过,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人们也许从这里经过却丝毫察觉不到一个伟人躺在这里,他仅仅知道这里躺着一个人,就像俄罗斯士地上躺着的任何一个俄罗斯人一样。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下的拿破仑的基室、君王陵寝里歌德的灵柩,抑或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基碑,都不如这座深处林中安逢的无名墓感人至深。因为在这里你只听得到风儿的絮絮低语,而它自己没有一个文字的讯息。
    《昨日的世界》
    德国通货膨张结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用令人眩晕的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的时候,也正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泛起的污泥浊水从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馆也消失了,社会秩序日趋正常。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遭受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恢复新秩序的人来负,他们不但得不到感谢,建立新秩序的责任也落在他们的肩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像通货膨胀那样使全德国人民变得如此充满仇恨、如此充满杀机——这是需要我们永远引以为戒的。因为战争是杀戮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钟声欢呼胜利的时刻。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自己一时的胜利无比自豪,与之相反,通货膨胀却使德国感到自己受到玷污、屈辱和欺骗,国家的声誉遭到损害。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不过,这一切离我们还很遥远。到了一九二四年,从表面上看,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飘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来,秩序得到恢复。我们的内心感激不已。我们再一次认为,战争水远消失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无药可救的大傻瓜。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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