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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要你做出了某个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确立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毕业之后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选择什幺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幺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幺,你就没有任何托词了。你不能说“因为父母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父母当成了标准;你也不能说“因为宗教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宗教教义当成了标准。 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开个夸张点的玩笑,假如你和你的伴侣分手了,朋友来安慰你,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萨特可能就会说,这就是你的错,是你自己选择的人,是你自己谈的恋爱,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责任。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程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 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的,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间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清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人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的困境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为什幺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不个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第一章 现代思想的成年 为期城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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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