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而未决的时刻》简介
本书通过考察哈贝马斯、阿伦特、施米特、伯林、波普尔、柯拉科夫斯基、斯金纳、波考克等西方思想家与学者的研究著述，探讨了现代性论域中的诸多论题：知识与政治的正当性，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以及启蒙传统与乌托邦思想。作者认为，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同质性总体的思想是一种幻觉。现代性内部蕴含着复杂的多样性与紧张。现代启蒙主义具有“理性的自负”的倾向，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批判的面向。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并不必然迫使我们在“自负的科学僭狂”与“反理性的虚无主义”之间做出抉择。这种极端的二元观念本身恰恰是典型的现代思想病症。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正是现代世界的不确定性邀请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由此探索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可能出路。
1.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2.柯拉科夫斯基指出，有太多的西方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对异族文化的开放性，但实际上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与欧洲中心主义。他写道：“一个欧洲人言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的，通常并不意味着如果他自己在报税作假时败露就愿意被剁手，或者，如果与婚外伴侣做爱被抓获就愿意被公开处以鞭刑（或对于女人,被投以乱石）。在这种情形中，说这是《可兰经》的律法而我们必须尊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实质上是在说，如果那种情形发生在这儿是可怕的，而对于那些野蛮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这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说法最不适于表达这种尊重态度”。
3.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
4.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启蒙的传统预设了知识与幸福的等同，相信“黑暗与寒冷是同在的，而太阳所放射的光芒也将温暖我们”。
5.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合适的环境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他们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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