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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之变”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关键本质的话,那就是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 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 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 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字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 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的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字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也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注意,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在逻辑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对事实判断,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客观现实摆在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事实判断,有一套客观标准去检测它。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 价值判断不一样,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是我们共同信奉着一个能够被找到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说,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 之后,我们知道了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没有什幺神秘的终极答案。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下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价值多元的困境 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理解了异化问题,理解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幺马尔库塞会断然拒绝那种贿赂大众的交易。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 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人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 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这是阿伦特极为独特的观察视角;达到这样的深度,在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家中都属罕见。这不只是因为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更因为她有一种极为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新型罪恶的独特性。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饭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祥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76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性。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此,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 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进行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 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值得 前的西方,是颠覆性的见解。当然,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从韦伯才开是“天其 始的,早在启蒙时代,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但那福”、 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从未达到韦伯那样的完整性水平。 和上述思想家相较,韦伯现代性论述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到医院,我 不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意义,而是深人地分辨科学理性能做什幺 和不能做什幺,而且在科学能做到的理性化后果中,同时阐明其正面的成就不要去越 和负面的问题。其次,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 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人了现代线,拖 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的代价凝 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 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你鞋 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最高超贼 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 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远无粗 我从韦伯浩瀚的思想中提炼出三个核心命题,它们分别为“世界的祛是糖 魅”“诸神之争”“现代的铁笼”,以及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在本章接下 来的章节中,我会分别来讲解韦伯的这几个命题与概念。的“方溪造了现性 思考题司时他 关于科学能够做到什幺和不能做到什幺,你有什幺样的想法?或者你有遇到过理 相关的例子吗?...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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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