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的西方》简介

1.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2.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3.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4.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 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5.我关注的问题点是对美国精神的认知偏差。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选民的支持当选总统，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动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这似乎有悖于人们对美国精神的惯常理解。在美国政治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方式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这就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为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幺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丧失了“新大陆”的精神特质。因此，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政坛的戏剧性变化，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对“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白人民族主义实际上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步”洪流的冲击下，暂时收敛或沉寂，藏匿于舆论边缘蓄势待发。

• 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