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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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曾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让人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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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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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随着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了“现代的铁笼”概念。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的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 “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铁笼让整个社会高效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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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字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也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注意，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逻辑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对事实判断，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客观现实摆在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事实判断，有一套客观标准去检测它。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价值判断不一样，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是我们共同信奉着一个能够被找到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说，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 之后，我们知道了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没有什幺神秘的终极答案。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下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价值多元的困境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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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字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的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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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变”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关键本质的话，那就是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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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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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但你是不是被施加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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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这样认为：竞争的条件已经那幺公平了，输了只能怪自己啊：罗尔斯不同意。他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等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人们的天赋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异。把起跑线拉得再平，也无法消除天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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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人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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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不仅仅因为内部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社会很难找到另一个方案去替换它。这是因为，进人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普遍的自由平等，而在现代世界已经祛魅的大背景下，一旦有了普遍的自由平等，就一定会衍生出第三种诉求，那就是生活理想的多样化。这样一来，自由、平等、多元，就成为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基本条件。如果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世界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平行字宙。而要兼顾这三种诉求同样是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比如，激进主义可能更注重平等和多元，但很可能忽视了权利的自由：保守主义强调自由，但可能忽视了平等，也压制了多元性。相此之下，现代自曲主义或许最有潜力来同时回应自由、平等和多元这三种诉求，兼顾三种价值。也正是这个原因，自由主义虽然一直在被“宣告死亡”，但整体上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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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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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异化问题，理解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幺马尔库塞会断然拒绝那种贿赂大众的交易。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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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这是阿伦特极为独特的观察视角；达到这样的深度，在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家中都属罕见。这不只是因为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更因为她有一种极为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新型罪恶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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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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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现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激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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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特审慎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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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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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性。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此，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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