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与库诺斯的这段恋情第一次让她认真思考将来。塞耶斯行事风格切合实际，坚定不移地相信男女智力发展平等。除此之外，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塞耶斯对未来理想婚姻生活的构想无外乎爱人与孩子。她的确立意将精力都投入写作事业，但和H。D。不同，她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离经叛道。在她的观念里，依然对社会传统规则保有一定的敬畏，不会放任自己越界太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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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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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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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多萝西·L塞耶斯加人新闻部下设的作家规划委质会，就作家如何更好地为战争做出贡献提供相关建议。内部记录显示她“非常健谈、非常难应对”，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和当时很多作家一样，塞耶斯转而去做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工作，她志愿担任空袭管理员，为船员织袜子，还在伦敦动物园募集资金的时候认领了两头豪猪。这时距离上一本关于彼得·温西爵爷的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一总认为世间所有间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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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名学生回忆，塞耶斯“脸色老自。黄纹似卷角的头发在脑后梳皮圆发髻，夹鼻眼镜的性条总在酵间晃荡，时常穿看一条没有型的黑裙，让人疑心她是不是扔了一半的早餐，总之看上去颇为粗陋笨拙”。塞耶斯浑身散发着古怪的气息，显露了她根本不想在这里的心思。她有时会瘫在长凳上教课，有一次甚至用一把剑在黑板上做指示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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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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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向公众展示的自我永远是精心构建的：一位女性，也是一位严肃学者。她希望借此打破一种困境，即，对于像她这样在专业领域走在前列的女性学者，公众因其“女性特质明显”的装扮和她们为外在美花费心思而没有对她们付与应有的尊敬。在破除这类偏见的道路上，鲍尔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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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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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塞耶斯开始骑摩托，穿男性化服饰。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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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4月寄给H.D.的信中，布莱尔写道：“我很希望，理智能让你的目光超越珀迪塔。你被赋予诗才，不是为了留在某个小屋子里，成天围绕着一个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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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已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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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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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用一个具体事件来呈现茱莉亚的恐惧。在书中一处关键情节，茱莉亚将自己写的诗寄给里卡，诗的内容是关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之间受到诅咒的爱恋，里卡对这首诗反应非常激烈。里卡勃然大怒：“俄耳甫斯系列，前后两部分我都不喜欢。你只需要写女人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俄耳甫斯的感受？你应当集中精力来描述女性、女性的感受，只要写欧律狄刻部分就够了。你不能同时负责两部分。”里卡的批评让茱莉亚感到困惑，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让她抑制野心，只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写作，而不要试图表达一些普世的观念。H.D.借茱莉亚之口表达了对这种双重标准（尤为令人愤慨的是，劳伦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时期正在给《恋爱中的女人》一书校稿，这本书深人挖掘布兰文姐妹的内心世界）的困惑：“里卡这种男女分裂的观点并不正确，根本站不住脚…假如他能如此邪恶地洞悉女性的感受，为什么她却不能洞悉男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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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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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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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伍尔夫，简·哈里森也起着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按照家庭规划，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妮莎本应如当时上流阶层家庭对女孩的期望那样，担负起管家的职责，学会自我牺牲。她们没能像家中的男孩那样去学校上学，但依旧决心学习知识、发挥创造力。两个人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文妮莎对着画架，弗吉尼亚则对着高高的书桌。整个青少年时期，弗吉尼亚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刻苦学习希腊语。1904年10月，弗吉尼亚在姨妈陪伴下待在剑桥休养身体，以走出精神崩溃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阴霾。期间，表亲弗洛伦斯·梅特兰带着她去纽纳姆学院拜访各位“学养丰厚的女士”，简· 哈里森便是其中一位。同年，拜访不久后，弗吉尼亚搬到戈登广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和书评，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社交生活。因此，以下推测大约不算牵强附会：这段拜访经历曾推动弗吉尼亚彻底下定决心。哈里森的作品向她展现了一种全新而颠覆性的历史观照方式，伍尔夫因此看见强大、可供女性回望的“母亲”，明白父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是人为构建且极不稳定的。伍尔夫之后的小说、论文无不受此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的男性文人圈，包括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伍尔夫一直感觉有隔阂。他们结识于剑桥大学，都是由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担任导师、只接收男性的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即便在戈登广场客厅，这个男女共处一室、自由讨论的地方，男性有时候也会聚成一个小圈子，说着弗吉尼亚听不懂的拉丁语笑话，弗吉尼亚这时就会有强烈的孤立感。（罗杰·弗莱曾经夸赞哈里森“拥有真正的使徒式的头脑”，可谓是一则认真严肃的高评价。）简·哈里森为伍尔夫照亮了另一条她能感觉到归属的路线：一所不同的剑桥大学，一个不同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种观照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一种不同未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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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通过性别与权力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极大地激励着现代作家，让他们敢于尝试全新而激进的形式。“在挖掘希腊神话和仪式起源这方面，很少有作品能像哈里森小姐的作品这样引人入胜。”T. S. 艾略特写道，他曾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中引用她的作品；此外，他在《荒原》（1922年）中对季节仪式和预言的描述辛辣尖锐，锋芒毕露，明显受到哈里森影响。哈里森对艺术理应勃发于“真挚而强烈的情感”的主张宛如吹响了一声激昂的号角，启发着那些正在寻找坦诚、直接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来传递真相、“让一切焕然一新”的作家，其中就包括庞德和其他意象派成员。哈里森描述的那些富有创造力、具有强大力量的复仇女性，她揭露的那些证明着在漫漫世纪的父权体制下、女性价值在系统性压制下被贬低的有力证据，在接下来几十年中，为许多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如E. M. 福斯特笔下的施莱格尔姐妹，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莫莉·布卢姆，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拉姆齐，D. H. 劳伦斯笔下的布兰文姐妹。（就在劳伦斯初遇H. D. 的前几个月，他恰好读了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他告诉朋友“艺术脱胎于宗教祈求，这一观念令我耳目一新”，还推断这部作品应当是出自一位“学术派女性”之手。）哈里森对同时代年轻学者的作品也怀有同等的关切，希望能学他人之所长。例如，虽然没有十分读懂《尤利西斯》，她仍然欣赏乔伊斯“尝试以有声、有意识的方式呈现潜意识。他在挖掘人性中的幽深。这是他的无上贡献”。哈里森的作品为崛起的女性作家—其中就包括H. D. 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启了全新的艺术可能。H. D. 年轻时自学过希腊语，借助法语版和英语版翻译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她没有明确提到过哈里森，但很有可能读过期刊《新自由女性》在1913年刊登的称赞哈里森的文章；H. D. 也读过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希腊宗教的研究，而默里在相关研究中归纳过许多哈里森的理论。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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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祇，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祇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祇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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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哈里森刚踏入学术界时，领域内对古典学的研究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校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考古挖掘开始在欧洲、中东地区涌现，大量充满戏剧色彩的考古发现突然令古老的世界仿佛重现眼前，与当前时代如此贴近、如此具有人的色彩。具有戏剧眼光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放弃商业生涯，转而从事考古事业，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挖掘到古建筑遗址。他坚称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战争所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一消息出现在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从墓中出来的施里曼宣布道。报纸刊印的照片上，施里曼妻子索菲亚身上装扮着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光彩照人。哈里森跟随施里曼的考古队伍踏遍了这片陆地，为著作、课堂收集前沿素材：在雅典，她坐在帕台农神庙阶前抽烟斗；在科林思，她和队伍一起骑着骡子登上科林思卫城山；在巴萨伊，她在阿波罗神殿遗迹下的山腹中野营。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举世震惊。同年，哈里森就亲身前往探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枚印着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图章，他端坐在王座上，脚下匍匐着一名信徒。这枚图章攫住了她的想象力。“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祇。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持续进行的发掘活动为简·哈里森的主要学术兴趣提供了相关的素材：挖掘出“层层厚土掩盖下的宗教信仰”，重现关于希腊古时宗教崇拜的历史。与她同时代的学者普遍将荷马史诗视作西方文学的发端，认为这些诗歌代表着最早的宗教研究。但哈里森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荷马和希腊悲剧中所描绘的独特、拟人化的奥林匹亚诸神—神族受全能、滥情的宙斯掌控，整个家族性情阴晴不定、常常相互交战—并不能证明真正的大众宗教的存在，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产物”，诸神脱离神秘、道德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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