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以赛亚，伯林的话来结尾。伯林曾经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而在引用这句话之后，伯林自己还加了一句：“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幺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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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灾难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完全出平意料！何以如此呢？让我们穿越到1900年，假设你是一个当时生活在欧洲的普通人，你会怎样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呢？在1900年，欧洲已经享受了将近一百年的和平。虽然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但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主要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你对和平抱有一定的信心，不那幺担心战争的爆发。而且你还会看到，科学技术在过去一百年飞速发展。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演化论也逐渐为大众所接受；随着化学理论的成熟，人们开始享受化学工业发展带来的便利。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现和运用，人们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开始享受电灯、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等这些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看上去会越来越发达，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你也会对社会的进步抱有期望。因为你看到在过去一百年中，人类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了。虽然工业化时代扩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政治运动，正在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而且现代社会科学也随之诞生，对社会政治的合理安排提出新的规划。如果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改造物质世界，那幺社会科学也应当能改善社会间题，解决政治矛盾。但是，回到今天，你已经知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20世纪经历了多少残酷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也开始显现。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无数人生活在核危机的恐惧中。在某些时刻，人类的命运似乎只差一点点就要坠入深渊了。何以如此呢？190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在发展和进步吗？难道这些发展和进步都被打断了吗？并不是这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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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幺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幺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责，其它没有什幺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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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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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的来临看作西方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古今之变”。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关键本质的话，那就是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别误会，这不是说古代比现代更好。就好像人会生病是自然的，开刀做手术是不自然的，这种“不自然”能够救命，对我们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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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韦伯对现代性的四个重要论断我们都讲完了：第一个是“世界的祛魅”，第二个是“诸神之争”，第三个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最后一个则是“现代的铁笼”。韦伯在一百年前发现的这些问题，既触及了个人心灵的危机，也揭示了社会政治的困境。它们在今天的时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普遍了。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当代著名学者都将韦伯看作是“我们的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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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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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祖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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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维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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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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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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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幺是虚假的思想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形而上学”。你也许知道，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最早的一个术语。“形而上”，顾名思义，就是“在实体之上”。尼采概括说，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第一，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第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第三，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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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我自己读这部手稿的时候，刚好也是26岁，青年马克思就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此的雄辩，让我由衷地软佩。而且这也激发了我思考，在马克思之后，现代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可我们真的克服了“劳动异化”的间题吗？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是把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呢？为什幺大家都喜欢周未、讨厌周一？为什幺“钱多事少离家近”被看成是“最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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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价值一元论究竟错在哪里呢？伯林拿出了杀手锏，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又译为“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这是什幺意思呢？所谓“不可公度”，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地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你不能说，自由是0。5份的平等，正义是1。5份的仁慈。一种价值有它独立的内涵，不能被换算为其它价值。你不能说实现了自由其实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它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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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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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幺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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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间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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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 “自我形象” 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事，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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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却处在一种总体性的控制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由。因为这种不自由太舒适了，人们很难察觉，也就无从反抗，结果深陷在控制之中却无法自拔。马尔库塞说，新型的控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很隐秘，不需要暴力和强制，你也就不会觉得恐怖。第二，它能够有效应对自己的敌人，能够排斥、化解甚至“招安”反叛者，让总体性的控制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关键词：贿赂。这不是说一个人去贿赂另外一个人，而是说社会去贿赂人民大众。资本主义让你享受舒适的生活特别是满足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收买了你，换取了你的服从。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收买了，就心甘情愿地被它支配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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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之前，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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