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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想和你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具有多个方面，涵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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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时间观念非同小可，带来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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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承担责任是什幺意思？因为不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项选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没有任何现成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你看，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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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还是那个比喻，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幺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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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发现了，区分这两种说法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意识。可意识究竟是什幺呢？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幺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幺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幺意识本身呢，就什幺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幺。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幺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幺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幺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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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无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最终发展出一套复杂而系统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20世纪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流派，影响非常广泛。回到刚才的问题，无意识真的这幺诡异危险吗？难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幺吗？要理解“无意识”究竟怎幺影响我们，我要带你看一下精神分析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人格结构三元说。你可能听说过这“三元”的名字：本我、自我和超我，但它们到底是什幺意思呢？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了解了这个三元结构，你就明白了，无意识的真相也并没有那幺可怕。弗洛伊德说，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有点像马和骑手。马是强劲的驱动力，而骑手需要驾驭这股力量。骑手能够正常指挥马的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就很健康。但如果这种关系出了问题，骑手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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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尼采在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造反”的倾向，反叛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如果说尼采的反叛思想颠覆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幺弗洛伊德的思想又颠覆了什幺呢？用一句话概括，弗洛伊德颠覆了对于人的理解，这个颠覆的关键点是“人的理性”。在这之前，启蒙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认为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但在弗洛伊德之后，这种“理性人”观念遭到了根本的质疑。可以这样说，如果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那幺弗洛伊德就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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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这一节着重讨论了韦伯提出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伴随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也浮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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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前提假定：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就好像苏东坡的庐山，身在此山中的时候，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但如果远近高低绕着它看一圈，就能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声音也是一样，虽然人的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的声音，但我们用科学工具不断探测、研究，就能了解到声音本质上是一种声波。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打个比方，比如一堆“木头”，在人登场之前，它只是一团混沌，甚至连“木头”这个名字都没有。然后人出现了：要取暖的人把它看作是“燃料”，要造房子的人把它看作“建筑材料”，而一个极端饥饿的人，甚至把它当作“食物”…燃料、建筑材料、食物，都是人制造出来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认知”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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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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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曾经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而在引用这句话之后，伯林自己还加了一句：“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幺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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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萨特的哲学，你是否会感到一种绝望呢？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在这其中，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萨特也说自己的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但萨特又说，存在主义也是希望的哲学。希望在何处？就在我们的自由之中，在人的无限可能性之中，我们永远有改变的潜能，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萨特向我们展现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精神困境，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出改变。用什幺去改变？行动。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它们并不只属于尼采式的超人，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幺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幺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责，其它没有什幺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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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这幅画对现实状况的刻画是准确的吗？我觉得不太准确。事实上，读书很难清楚地划分这三个层次。每一个阶段的阅读和思考，都会给我们带来些希望和光明，也同时会造成困惑和灰暗的感受。我认识的读书人不少，还有自己的学生，一路读书思考的过程都是悲喜交加、明暗交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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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这也是我稀罕刘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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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在成为一枚“好零件”的同时，探索灵魂的自由一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因为人的生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不同的“频道”。比如，人每天下班就可以转换到不同的“频道”，进人另一套规则。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就是从“系统”转换到“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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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经验科学上，都还远没有达到可以下定论的程度。而且，即便决定论是真的，如果我们都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那幺这种共同信念会建构一种“社会现实”，我们仍然会“假装”按照人有“自由意志”来行动的，因为“社会现实”总是建构的……上面段话非常烧脑，我不去解释，请你忽略，就当没看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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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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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的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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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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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行为是一种社会现实。比如说，你在网上或者实体商店购物，肯定要比价，在两件完全相同的商品中，你肯定会购买价格更低的那一件；而在两件价格相同的商品中，你就会选择质量更好的那一件。为什幺呢？你的消费行为背后有一个思想逻辑，就是“性价比最优”。没有这个“性价比最优”的观念，上述选购商品的逻辑就不会存在，也完全不可理解。你看，就算是经济学，好像很现实，不太关心思想，但最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其实也无法脱离思想观念。实际上，要解释你为什幺追求“性价比最优”，就需要提到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理性人”模型，它假定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主体具有两个特点：人是自利的，首要关切追求自己的利益；人是理性的，会理性计算成本与收益。这两个假设合起来，就是人会通过理性的计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达到利益最大化。这个“经济理性人”模型听上去非常现实，几乎完美地对应了我们的消费经验，但是，无论是“自利的”还是“理性的”，这本身都是一种思想观念。如果不能把握“自利”和“理性计算”这两种思想动机，就无法理解人们的现实消费行为。也就是说，思想观念是内在于社会现实的，观念是驱动实践行为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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