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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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诺索斯宫殿遗址、她被允许仔细勘查的发掘物品中有一枚她最喜欢的黏土图章,她将这枚图章解读为“关于克里特岛信仰和仪式微小而有力的印证”。图章内容清晰可辨:一位女性安坐于山顶之上,两侧俯伏着恭谨的狮群。哈里森通过这一画面判断,这是在历史上湮没已久的古代崇敬母权仪式。她的这一发现之后将彻底撼动古典学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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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祗。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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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胜惋惜”,看着如今的玛丽,哈丽雅特想道。她愈加坚定,绝不允许婚姻消解个人身份,让她的抱负沦为陪衬。“要想获得灵魂的安宁,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在情感生活中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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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回想毕业以来的种种遭际,认为大学所赋予的不是“通往财富显赫地位的通行证”,而是教会她懂得知识本身的价值。( 她沮丧道:当下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迫切需要学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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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D.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在成为作家的路径上,两位女性同样面临着令人分裂、丧失自我意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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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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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斯的同伴认为哈丽雅特因嫉妒爱人的才华而动了杀念,讥讽道,“你应当侍奉天才左右,而不是同他争论”。哈丽雅特的好友则为她争辩道,所谓这样的观念一一“她的职责是为他的写作事业妥善照料一切,而不是自己动笔,写些不知所谓的作品妄图给他俩赚钱”——女作家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态度鲜明地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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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真觉得他们在我们身上培养的是一种顺从的品德。”她满心疲惫地对默里写道,列举出纽纳姆全体师生为向男性证明自身价值而必须时刻背负的各种压力,“你很难理解女子学院会对所有的传统观念、保守品德推崇备至....我们的美德正是奴隶所能展现出来的最大美德——举止得体、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仍旧是奴隶——我不认为这是我们自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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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人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一一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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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D.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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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兴趣为社会所乐见并积极加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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