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弗吉尼亚·伍尔夫熟读鲍尔的作品，当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呼吁让“无名氏”回归到历史上她应有的地位时，极有可能受到鲍尔观念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颂扬著名的男性,”鲍尔写道，“因为假如历史学家遗漏了某位曾在历史一页留下光辉或浪漫的印记的伟大人物，那么他一定是位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我们在颂扬伟大人物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伟大人物之外，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现在长眠于不知名墓地中的普通而平凡的市民，他们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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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赋予她更为长远的视角，鲍尔希望研究等级制度，何以这样的等级制度会使得人们在出生以后养成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角。长久以来，中世纪研究由那些维护社会原有等级的专家和怀有民族优越感的学者所垄断，他们所致力的研究是使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制变得合理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战争、王朝与国王，他们所挖掘的是那些能彰显民族品性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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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的求索兴趣不仅仅着眼于个体，和简·哈里森一样，她强烈希望改变大众对于历史就是“关于伟大男性的人物史”的观念，打破“谈论普通市民有失历史的尊严”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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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清楚地认识到，用简·哈里森在 1914年说的话来表达，“所谓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大体上都是由其从属社会地位养成的”。多萝西·L.塞耶斯在 1938 年论文《女人是人吗?》中尖刻地指出：“女性总被作为阶级中的成员来评判，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这一点无比令人厌烦。”与她此观点相似，鲍尔也对这样的社会体系大加鞭挞：“当下的社会体系如此急于让人们保持正确，以至于行之有效地让他们远离了真实。”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女性在剑桥大学》中，鲍尔回忆曾被人要求就某一问题提供“女性的观点”，对此，鲍尔给出的回答与塞耶斯惊人地相似：“一位女性对于艺术与科学的观点与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无关，仅仅是出于一位作为个体的人的观点......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优秀的书籍还是糟糕的书籍，思考方式是偏于冷静理性还是感性而富有激情，而不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艾琳·鲍尔的人生故事是努力为女性知识分子塑造全新形象，开辟鲜有先例的生活方式:破除邋遢才女的刻板印象，树立既能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能欣赏通俗流行风尚的专业女性全新形象，她的社会地位由做出的工作而非家庭出身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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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在《印度时报》上读到了那则“令人激愤无比”的新闻：剑桥大学否决为女性授予正式学位的提案。和简·哈里森一样，鲍尔感到幻想破灭，她在这里学习、教学已有十年，这份提案遭到否决，让她感到自己被剑桥大学背叛。“这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鲍尔在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莉莲·诺尔斯的信中写道，“牛津大学之所以同意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女性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仅仅是因为这些措施推行时恰逢大众有感于女性在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触动情绪达到巅峰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过去了，大众的触动情绪也已经退潮，人们又开始对女性的原有处境习以为常:她们所具有的价值和过去没有分别，不应当要求更多。在我们眼中，女性的价值本身就包括被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投票表决的权利。但在男性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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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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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楼下广场遥遥飘浮上来的草莓小贩的叫卖声、手摇风琴手演奏的乐声，伍尔夫想出了一种能够兼容印象派、权威性和自我意识的形式：将过去的片段与当下的日记记录交织穿插。和H.D一样，伍尔夫相信回忆录不仅仅留存过往经历，也影响着过往经历。在废弃草稿上，她称自己写作是为了“从这场不真实的杂乱之中抢救下一些真实的时刻”。面临法西斯统治的威胁，伍尔夫对童年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童年接受的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教育，大家长父亲又“专横如暴君”，她终生都在试图与这一时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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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不但自己一直对传记文学持有特殊的兴趣，也一直大力鼓励朋友撰写自传。(正是在她的鼓舞下，简·哈里森才通过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忆学生生涯》。)对故事和人物的兴趣仅仅是其中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将自传写作当作争取女性自由的有力武器。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就指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由男性所创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善”，并举“简·哈里森关于希腊考古学的著作”为例，说明“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开始以女性的身份来书写女性”。和H.D.一样，伍尔夫将自传写作视为一种反抗的手段反抗外界强行施加给女性生命的叙事。她在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从来没有由女性书写的自传。没有什么作品能与卢梭的著作相较。我想忠贞观念和谦逊品质是这背后的原因现在，你已经是第一位写下歌剧的女性，不妨再成为第一位写下女性自身真相的女性。”埃塞尔接受建议，1940 年7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伍尔夫知道后去信祝贺:“天，我多么羡慕你。和我眼下受束缚的、在故纸堆里翻找可写材料的《罗杰·弗莱传》相比，你的自传简直是完整自由、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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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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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一位朋友提到，“我真想象不出，要是她熟知真正的弗吉尼亚，会写出一个怎样的故事”。但所谓“真正的”弗吉尼亚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分裂碎片拼贴、镶嵌的产物，而非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完整无瑕、始终如一、具有连贯性”，弗吉尼亚在 1924年回想人生中各种纷繁而零碎的公众和私人经历，那些构成她生命质地的种种事件，如此写道。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杂乱的、非连续性的、由片段组成的个体，不同的人看到的她仅仅是不同角度下处于持续不断变化中的部分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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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战后不久，伍尔夫写道:“当下的世界空洞、虚无一切都丧失了意义—— 一场草率的屠杀，像是一手拿着玻璃瓶，一手拿着锤子。为什么一定要摧毁这一切?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想,”伍尔夫在日记中沉思，“军队是身体;我是头脑。思考就是我的战斗。”这一宣言或许因为没有考虑到军队中也有头脑而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在这场乌有之战中，对伍尔夫而言，工作提供慰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保留一些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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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常以其独特、一针见血的风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某些片段，刻画出个人及公众对战争的恐惧：“战争之剑无疑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某种可以察觉但无法言表的冲突。德军与波兰海军在但泽自由市交战。波兰人此刻的遭遇在我的房中回荡。一切都处于未知。然而我们必须习惯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诉自己。”伍尔夫通过这年开展的工作对一直以来探索的观念做出回应:自我的本质，了解他人的不可能性，文化对市民的影响，父权体制的暴力，艺术(以及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历史感而非爱国主义的团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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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 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一-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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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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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诺索斯宫殿遗址、她被允许仔细勘查的发掘物品中有一枚她最喜欢的黏土图章，她将这枚图章解读为“关于克里特岛信仰和仪式微小而有力的印证”。图章内容清晰可辨:一位女性安坐于山顶之上，两侧俯伏着恭谨的狮群。哈里森通过这一画面判断，这是在历史上湮没已久的古代崇敬母权仪式。她的这一发现之后将彻底撼动古典学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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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祗。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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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 1944 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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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胜惋惜”，看着如今的玛丽，哈丽雅特想道。她愈加坚定，绝不允许婚姻消解个人身份，让她的抱负沦为陪衬。“要想获得灵魂的安宁，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在情感生活中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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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回想毕业以来的种种遭际，认为大学所赋予的不是“通往财富显赫地位的通行证”，而是教会她懂得知识本身的价值。( 她沮丧道:当下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迫切需要学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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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D.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在成为作家的路径上，两位女性同样面临着令人分裂、丧失自我意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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