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理解了偏见是进行自我辩护的工具时，便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偏见很难根除：这些偏见可以让人们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包括种族、宗教、性别）进行辩护，减少因“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和“我的确讨厌那些人”不一致所引起的失调。
卡罗尔·塔夫里斯 《错不在我》0
他不能理解和他不会承认的理由之一就是，加害者会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另外一个理由则可能是，他们的确不清楚受害者的感受。许多受害者最初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呵护着自己的伤口，并且思考着该如何行动。他们在数月、有时是数年甚至数十年中不停回味自己的痛苦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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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应当检查一下自己那些可怕记忆。你或许忘记了自己所做过的可能令自己感到恼火的事，相反，我们对自己所讲的故事信心十足，不想看到听众持有异议或者相反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对自己的记忆进行详细检查以确保其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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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会令他们轻易受到处罚、公开地受辱，或者因讲过一些带有某种“主义”的话而被解雇，那么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们宁可将这些话深埋心底。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维持偏见免受冲突信息的损害，人们也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压抑那些负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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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是有趣的，有时则觉得它们滑稽可笑。但更加令人着迷的是，在预言失败、世界仍在运转的时候，观察那些虔诚信徒的所思所想。请注意，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完了！简直难以相信，我竟会如此愚蠢地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确信预言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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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酒醉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见，不会首先想到要掩饰这些态度。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出“我的确不相信自己会那样讲，我太疲劳了（太担心了/太恼火了/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被暗算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确是那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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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记忆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带，它就像让人们观看几个不相干的电影镜头，然后让他们指出余下可能的情节。我们可能会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再现诗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当我们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回忆时，我们会对其进行加工，以便与故事情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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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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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某些类别对我们身份的认同更为重要：性别、性征、宗教、政治倾向、种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从属于某个会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身份认同、目标导向的群体，我们便会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这种感觉是难以容忍的。因此，我们会努力维系这种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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