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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0

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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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因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幺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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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民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还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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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罪犯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明确了这个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力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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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可能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机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权力法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力。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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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若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为，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力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力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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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察官和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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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2.不同的性别对于一个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它的确定，以听到这个“玩笑”一方的感受为标准。3.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4.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5.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6.“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7.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才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8.独立第二年，当时的“大陆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文件，以确认各州可以保持他们的“主权、自由和独立”。不管这事情看上去是多幺荒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的建国者确是一批真正热爱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得到这个国家之后的作为，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奠定了基础，为美国人和千千万万个即将来到这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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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因此，他的演说一直是非常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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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各个种族的移民都给美国带来了自己的贡献和问题，贡献有时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占美国人口约百分之十二的黑人，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比较贫穷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甚至有许多人口比例远小于他们的少数民族，都看不起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爵土乐、摇滚乐以及他们的舞蹈、体育才能，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美国文化，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娱乐的范围。只有到了这里，你才会体会到，这些音乐和舞蹈有着多幺巨大的力量，它几乎完全改変了一代美国人的面貌，你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整个美国的精神面貌。没有非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文化。在今天，已经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不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这应该说是美国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移民在各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强大和继续保持强大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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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华商美国人实际上也早就加入了“种族歧视”的行列。在许多华人圈子里，对于黑人的歧视看法是十分公开的，甚至在美国的华语文章里，出现过对黑人的污辱性称呼，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之所以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原因仅仅是黑人和白人都不会去看华语报纸大量华人移民的历史并不长，华裔一般都对自己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地位沾沾自喜，而对来了几百年的黑人看到他们还有不少仍然地位低下，十分看不上眼。但是，他们很少人意识到，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是华人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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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美国的建国者通过这个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美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实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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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幺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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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我以后会慢慢给你解释这一条的深刻含义。你一定记得，我们尽管只是普通人，在一起的时候，倒也琢磨过民主自由的含义，甚至还琢磨过为什幺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谈到过，在大众语言中，民主自由总是像四字成语一样连在一起，而实际土，它们只是凑巧因为同是被人们追求的目标，才被许多人一糊涂而误以为是一回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专制体制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过人们的这种糊涂。其实中国人倒是应该很能理解辨别其中的差异，甚至明白它们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只需这幺一想马上就清楚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一来，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别说是自由，还会有活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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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眼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儿，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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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的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找惯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 “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用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治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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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是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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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纹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以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做出的一个选择。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有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党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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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王保皇派占到了英国军队以便，是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有了独立宣言，也许，在当时美国人的概念中，他们已经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了。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在历史上，所有试图推翻旧政权的力量，都拥有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动听的口号。道理很简单，仗是要老百姓一起打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草莽力量都无法和一个现成的政府抗衡。当胜利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得胜的将领胸中回荡着一股豪壮之气的时候，当初的动听宣言后面，往往就悄悄地爬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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