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2015年，弗里德曼在The Cu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为自己的语言习惯辩护，这篇文章触及了语言学家对模糊限制语的核心理解，但批评弗里德曼的那些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对于女性屈从于这种期望的问题，拉科夫的观点是，过多使用“just”“you know”这类填充短语来表现得甜美和自我怀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毫无裨益；相反，这种做法会强化“女人天生善良软弱、没有安全感”这一刻板印象。因此，女性应该彻底停止使用这些填充短语。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可能听到过老师或家长在某个时候对你提出类似的批评，希望借此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听起来更“权威”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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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有子宫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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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女同性恋俚语的历史并不像舞厅俚语或Polari那样丰富，或者至少没有被大量记录过。女同性恋语言缺乏文献记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尽管在LGBTQ+解放运动之前，女同性恋者被逮捕的可能性较低，但她们要独立于男性生活也非常困难，这使得发明出一套系统完备、广为人知的暗语词汇也愈加困难。简单地说，整个社会让女同性恋者从一开始就更难找到彼此（这可能是格申·莱格曼根本不相信女同性恋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正如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朱莉娅·佩内洛普（Julia Penelope）曾经解释的那样：“女同性恋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受到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忽视，导致她们一直是彼此孤立的。”正因如此，她们没有机会建立一个“能够发展女同性恋审美的、有凝聚力的社群”，佩内洛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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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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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说“suck my dick”，而是喊出“suck my clit”（吸我的阴蒂），那么女性（或任何有阴蒂的人）就能以一种发音上令人愉悦的方式翻转性别视角。正如弗里克所指出的那样：“‘clit’听上去是那种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身体部位，骂人时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措辞和正确的语调，那么羞辱威力可能会非常强。”如果你想显得气场强大又诙谐幽默也可以这么做。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应该改口说“holy c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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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当然可以出于幽默或强调的目的、不附带性含义地说“suck my dick”，但说“eat my pussy'”就不行了一这证明出自常规男性视角的脏话，与出自常规女性视角的脏话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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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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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e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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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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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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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一—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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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一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一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建立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因此，当女性通过会话建立群体内部的联系时，她们的陈述必然是百分百真实的，否则这就不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秘密，也不可能达成交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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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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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说话几乎都用气泡音、句尾升调、各种模糊限制语，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年轻女性受到了最刻薄严厉的批评呢？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人们如何接收并感知这些言语特征跟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而是跟这样说话的人关系更大。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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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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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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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语言学家拉尔·齐曼（Lal Zimman）告诉我，我们文化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语言的作用远不如其他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那么大，如同那句老话所说，棍棒和石头能打断你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到你。“人们需要明白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人受到伤害、感到欢欣鼓舞，也能使人得到重视和尊重。这真的非常重要。”齐曼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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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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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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