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其中没有点滴普遍事实，但仍可要求被称作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
死的历史用墨水书写，活的历史则用鲜血。
乔治·马丁 《冰与火之歌》0
乔治·马丁 《冰与火之歌》0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0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0（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如果这些原始资料让我们不仅有可能再现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还可以重新构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再要去忽略漠视它，便是十足荒谬的了。将个体的史学概念拓展到下层阶级，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一些传记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可以这么说：《鲜血梅花》是我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或者说我的叙述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奇花和异草历历在目，霞光和云彩转瞬即逝。于是这里收录的五篇作品仿佛梦游一样，所见所闻飘忽不定，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世事如烟》所收的八篇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因此人物和景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这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努力，当时我努力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我胆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少年内心的成长，那是恐惧、不安和想入非非的历史；《战栗》也是三篇作品，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对命运的关心；《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十二篇作品，这是上述六册选集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一册，也可能是最令人亲切的，不过它也是令人不安的。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的不公正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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