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
历史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在晚清成都,各业商人共组成51个商帮,“茶叶帮”属于其中之一,下属54个茶叶店,但并没有包括茶馆,也不存在茶馆帮。 1905年在清政府推动下,成都,总商会成立。到1909年,成都的69个商帮组成69个商务分会,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与餐馆同归于“饮食业”,而没有与茶叶店同类。从资料看,这时茶社业才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团体。 在民初和军阀混战时期,茶社业与澡堂一起隶属“水帮”。 实际上在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便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业组织的法规。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0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0历史的各种细节也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 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这些老物件曾经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在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小博物馆”尽力将其留下,为本地存一份细节鲜活的简史。客栈通过各种渠道把老物件收购来,根据类别作相关搭配,装饰到大堂、客房、茶吧、小会议室。每家客栈只有十来间客房,最多不超过二十间,所以收购的古董必须精挑细选,稀有、珍贵,还要有地域特色。
徐则臣 《北上》0
徐则臣 《北上》0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套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哲学的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一一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他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就要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思维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的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知识的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不想停留在一种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现代人能够有勇气、有决心,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谨慎地遮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一一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但如果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许的,其他事情则都不可能,历史教育的秩序就是这样。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尼采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0
尼采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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