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乱则国危,治则国安。
荀况 《荀子》0
荀况 《荀子》0教育学,特别是教育理论,首先是在实践上适应一定目的的科学。如果我们不向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那我们就不能够单纯地去教育人,也就没有权利进行教育工作。没有明确的、广泛的和人所共知的目的的教育工作,会变成脱离政治的教育工作。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教育文集》0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
戴波 《有为》0
戴波 《有为》0不过法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布政使、按察使还是巡按、巡抚,他们都可以接待上诉民众或复查案情。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儒叫吕坤,他曾经评价这一特点:“数批检问,非以求同,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意思是对于同一案子,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尤其是“数批检问”四个字,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错案。“数批检问”这个办案原则,对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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