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
历史事件中的所谓大人物，其实只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0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0
在与其他小商业的竞争中，茶馆占有优势，但同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为避免同行恶性竞争，茶馆同业公会试图限制茶馆数量，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相应规章以示支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 另一方面，竞争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了茶馆业的繁荣。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前面说到，司马迁在《史记》里写有一篇介绍古往今来封禅和祭祀历史的《封禅书》。在说到往古祭祀史的时候，其实主要只讲了秦的种种祭祀，不知是因为汉直接继承于秦，还是因为其他各国资料已经被焚毁，只剩秦的记载。秦最知名和最重要的祭祀，包括祭祀陈宝，以及祭祀白、青、黄、赤四位天帝的雍四畤。陈宝是什么，李零先生在《陈宝怒特解：陨铁与羚牛》一文中有非常专业详细的讲解。大意是，秦文公十九年（前747年），陈仓当地掉落了一颗铁陨石，流星穿越大气层时，发出巨大的声响和闪光，有如雄鸡高唱，天空大白，并引发野鸡齐鸣。因此这一天文现象被当成祥瑞，秦人制造出许多关于鸡头人身神陈宝的传说。这也是陈仓在唐代改名为宝鸡的原因。
戴波 《有为》0
戴波 《有为》0就像我和别人一样平凡，同时我又不可能是他们衡那种平凡。以前我总想标新立异、鹤立鸡群，现在反而会觉得努力和别人一样也是难事。羊群里的骆驼，怎么伪装都成不了羊，怎样努力也成不了狼——又有什么好骄傲或悲伤的呢。英雄固然是一支书写历史的大笔，但平凡的大多数才是承载历史的纸张。只不过书写者是主动的，而承载者是被动的。自己就做一个平凡的分母呗，不在风口浪尖，也就不由人评判功过是非。说到底，就是求一份不活在宏大叙事里的逍遥自在。
李闯 《辞职上山》0
李闯 《辞职上山》0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对于一个犹大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种行为人们早有耳闻。不过，还是在劳尔·希尔伯格的教科书式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里，其中可悲又可鄙的细节才首次被曝光。论及合作，高度同化的中西欧犹太中央社团与大量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东欧犹太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华沙，在柏林还是在布达佩斯，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标，有时候，比如在华沙，“出售臂章成为一项常见业务。当时有普通的布质臂章和可清洗的高级塑料臂章”。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如布达佩斯委员会第一次声明所示，“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汇其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置之际，为安全接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干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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