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真的尊重每一个生命，那么请时刻记得，有一样东西比人工流产更可怕——战争。我在越南的三年亲历了那场战争。我向你们保证，比起那个流产后被保存在酒精瓶中的小小胚胎，我更为那些被你们送上战场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痛心。那是无比悲痛的一刻。战争是一场推迟了二十年的人工流产，但那些不能够接受人工流产的人，却接受了战争的存在。
人的一生大概三万天的短暂生命，应该选择将快乐最大化，用美和爱充满它。
李银河 《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0
李银河 《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0
生命的红酒永远榨自破碎的葡萄，生命的甜汁永远来自压干的蔗茎。
张晓风 《一一风荷举》0
张晓风 《一一风荷举》0
所有优势功能都会严格要求排除一切与它们不相符合的东西：如果个体的优势功能是思考，思考就会把所有干扰性的情感排除在外；同样，如果个体的优势功能是情感，情感也会把所有干扰性的思考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优势功能如果不压制异于本身的东西，根本就无法运作。然而，在另一方面，具有生命的有机体的自我调节却自然地要求人性的和谐化；因此，关注那些备受冷落的劣势功能对人类的生活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项无可回避的教育任务。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像KK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自越战之后，经刻意安排的战争照片非常少，这表明摄影师们已服膺一个更高的新闻操守标准。一部分解释也许是，在越战时期，电视已成为展示战争影响的最重要媒体，而勇敢无畏、单人匹马带着莱卡或尼康相机、大多数时间在看不见的地方工作的摄影师，现在必须与电视摄制组竞争，并且必须忍受他们正干着跟自己差不多的工作。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 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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