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确信，如果你的母亲一向对你要求不高，且充满爱心，宽大为怀，非常值得信赖，等她到了晚年，你就有责任给她这样的安慰。人们年轻时照顾孩子，老年后由孩子照顾自己，这本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尽管有时愚蠢固执的父母也可能把这种情况弄乱，但我妈妈并不是愚蠢固执的老人。
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任，那个女人，她纵容了他。 垮掉的一代，我猜你们见了他们准会这样说。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向外支棱着的褐色胡须，他看上去像是急需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正餐，再抽上一根雪茄。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发，容貌姣好，这是实话实说。不过记住我说的，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画家。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可能也是这一行吧。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他们付得起房租，勉强过着日子—至少在那个夏天是这样的。
雷蒙德·卡佛 《请你安静些，好吗？》0
雷蒙德·卡佛 《请你安静些，好吗？》0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0
日本人有个有趣的习惯，就是拒绝解释，至少是对于出现问题时进行解释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基本都视为“为自己开脱”。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当事人的做法就是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律闭紧嘴巴，作为上位者，则坚决不能认错，作为下位者，哪怕自杀也不能辩解。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举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很久以后，一个在逃的纳粹高级军官被抓捕了，他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他这样为自己开脱：当时屠杀犹太人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 萨特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叛乱谋反，你也可以选择当逃兵，你还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在纳粹官兵中确实有人做出了这些选择。艾希曼选择了服从命令，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无选择。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会更审慎和负责任一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在，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损的碑上。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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