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 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 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儿子，再雇佣一个老家的人来帮忙。她还要去韩国雇主家里做保姆，直到觉得钱赚够了的那一天。到了可以实现”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她说她要一个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带老公，也不带晚辈。做保姆的时候，雨虹很少浪费假日。她常常一个人出游，香港、澳门、北京、上海、西安、西双版纳、九寨沟…去得最多的是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