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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并非在9月8日清晨才偶然发现挨着汉伯里街29号的院子。她其实很熟悉此处,因为这里僻静,才专程寻过来。她多半知道房子的台阶和栅栏之间有一处空隙。这个地方颇为理想,她可以背靠墙蜷缩起来,当发现这里没人的时候,她一定松了口气。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一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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