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扩散，西方的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阳缺失、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
这些相矛盾的陈述并不能归咎于这些思想家逻辑上某方面的缺陷，也不能归咎于其任何方面的昏聩，那是荒唐可笑的。事实上，这都应该归咎于深层的各种心理差异，我们必须认识和掌握这些差异。那种认为实际上只存在一种心理或只有一种基本心理原则的假设完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武断，它往往属于常人的伪科学的偏见，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总是单数的人和单数的人的心理，仿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心理似的。同样地，人们所说的也总是单数的现实，就像整个世界中仅此一种现实似的。所谓现实，是在某个人灵魂中运作着的东西，而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在那里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轻率地对其作出带有偏见的概括（generalizations）。即使这种概括是以科学精神的方式进行，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科学并不是生命的结论，它实际上只是心理态度中的一种，只是人类思维形式中的一种形式。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的确很有意思。或许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决定赋予疾病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这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从自身提炼出任何东西。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合谋消除了一切，只留下最平庸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经常谈论的神圣感和超凡脱俗的境界。许多曾经用来描述那种境界的宗教词汇正在消亡。或许现在人们能够想象那种境界的唯一方式——一种可悲的替代的方式——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去想象神圣与世俗、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 在疾病的浪漫化中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不想说生病只是一种无奈的生理状态。当然各种各样的价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好像这些价值一直悬在半空，现在终于能够落地了，因为现在它们是无害的了。所以我们开始认为，当我们生病时，一些心理上、精神上、人性上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幺方法能够唤起更加极端的意识状态。超凡脱俗不仅是人类的需要，而且是人类的能力，人类能够体会更深刻、更敏锐的感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通常归属于宗教的范畴。这些宗教词汇消失了，现在我们用医学的、精神病学的词汇来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人们为疾病注入了各种精神的或道德的价值。你要做的就是回头去看看过去人们是怎样描述疾病的：人们罹患疾病，并不把它当成一种或大或小的灾难，他们也不认为生病是遇到了什幺好事，或者意味着什幺重大的心理转变正在发生。 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发明了一整套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其他机制，并使之成为惯例和仪式一例如，斋戒、祈祷或者肉体上的苦修，比如殉道。这些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件东西：艺术和疾病。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什幺叫普遍化？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论文化有什幺特殊传统，只要搞现代化，最后都趋近普遍的共同模式。现代化的重家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制度上大同小异。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失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面发属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 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 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 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紧接着的1968年，法国又发生了史称“五月风暴”的抗议活动。萨特和波状娃发表声明支持这场运动，并且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直接参与抗议活动，结果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迅速介入干预，要求警方放人。戴高乐说，“我们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吗？不能，所以赶快把萨特放了吧”。你看，萨特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足以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相比。 萨特在政治上倾向左翼，常常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过苏联，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参加1955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但萨特的政治立场其实有些复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如何， 政治立场都为他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他与一些亲密的朋友硫远乃至绝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加缪，曾经就和萨特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决裂了。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还有一位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是萨特的密友，最早鼓励萨特去德国学习哲学。他和萨特也因为政治分歧而疏远。这方面推荐你读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又有深度，是思想史家托尼·朱特写的《责任的重负》。 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了。在巴黎，数万人走上街头为萨特送行，这是在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法国出现的最隆重的送葬场面。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但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的，因为萨特说过，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在于，既能“做事儿”，又会“想事几”。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特别擅长想事儿的人，他们的思考与言说，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又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改变实践活动的逻辑和进程。这些人被称作“思想家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本是个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怪人”，“狂人”，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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