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颇为全面的研究。如根据陀氏1875年在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的论述：“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一没人给予，信仰一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