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物体挣脱在夜里一直紧追不舍的黑暗的包围，逐渐恢复本色的时刻，热而，这时它们仅仅露出模糊的轮廓，光明刚从它们的头顶掠过，几乎只给它们加上了一道晕圈。这是世界的存在尚不确定的时刻。而阿季卢尔福，他，总是需要感觉到面对的东西像一大堵墙那样实在，他的意志力可与之抗衡，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一种肯定的自我意识。相反，如果周围的世界显得不确定，显得模糊不清，他会感到自己沉沦于这柔和的半明半暗之中，无力在空虚里产生出清晰的思想、果敢的决断、执着的追求。他感到很痛苦，这是他发生眩晕的时候，往往要竭尽全力才能使自己不致消散。每逢此时，他就开始计数，数树叶、石头、长矛、松果、他眼前的任何东西。
又或者，他们好比一个全身满是伤口和肿块的病人，我们只能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他们。某些人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有人在谈话中表现出理解力和思想，或者没有完全藏起这些东西，那他们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不过，他们会在当时掩饰起自己的感情。事后，那个缺少生活经验的人就只能徒劳无功地苦思冥想自己到底在哪里得罪了这些人。
叔本华 《人生的智慧》0
叔本华 《人生的智慧》0教育的最大的秘诀是：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互相调剂。
卢梭 《爱弥儿》0
卢梭 《爱弥儿》0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
林贤治 《旷代的忧伤》0
林贤治 《旷代的忧伤》0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它的关键就是分权。首先是从横向把政府的权力切成两个大的层次。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开。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层，没有什幺稀罕的。但是在美国，这种分割是相当彻底的。也就是说，这些建立联邦政府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大权独揽，并且把这种思想以立法的形式在宪法上确立下来。有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美国的执法非常认真，尤其是宪法，你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个顶个管用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作伪的理由不胜枚举，要想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幼稚了。历史学家旨在使人类更为明智，他当然要记住，所有这些理由事实上都是不合理的（诚然，说谎一般来讲是出于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但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这就是为什么出名的伪造事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伪必诱发另一次。…………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却天真地企图做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些，不管我们的思想有多么僵化，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所玩弄小把戏的真实性，还能抱有多少幻想呢？这些史著所描绘的无非是作者同时代的人想当然的战斗背景罢了，它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却不是那些爱好绘声绘色描写历史的人原本所希望传递的信息。…………而且，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先入之见在起作用，许多传闻早已给人们造成德国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国人也确实很狡猾，这类传闻正好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有时其效果也会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一位目击者曾直截了当地说：“战壕里的士兵普遍认为，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铅字的东西，……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超过任何胆大妄为实验者的幻想，使几百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历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另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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