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一座古怪的城市：既不热闹，也不萧条，既不苏联，也不中亚。很难想象“苦盏”古老的名号，竟会与这样一幅市景搭配。人们好像是被随手扔在这里的，于是也就认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苦盏连同它的历史和想象一一如今只剩下一具躯壳。
刘子超 《失落的卫星》1
刘子超 《失落的卫星》1
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 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因为裁缝工钱高涨，外国衣料断绝，很少人添置新装，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 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这两种人有的是钱，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换之不休，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他们也毫不在乎。 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因此在轧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 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据为已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猡”，相当于此地所谓“死牛”。所不同的，一称“猪”，一称“牛”而已。不久，这种剥猪猡的人，因为得来容易，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是徒手来抢夺，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箍伤的。被剥的人不过被剥得只剩一套底衫裤，逃回家中而已。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名为“抄靶子”。 这时候，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他们只是等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杜太白又用白居易的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两人又笑了。 这时，杜太白发现，这闻按摩房的顶棚上，贴着一张唐朝的仕女图、张营画的《就国夫人游春图》，又惊叹店主大头有文化。也许大头就是随手一贴，并不知道张萱和虢国夫人是谁：但随手一贴就贴出文化，也算有文化了。 隔了几天，杜太白又去了“纯洁发廊”，找梦露绿色，边按摩边哪天。他觉得这个梦露有意思。或者，正是因为绿色，正是因为“纯洁”，没有堕落的心理负担，杜太白才来这里。杜太白这时明白，梦露做按摩女，和其他按摩女不同，只做按摩不做“保健”，等于卖艺不卖身，相当于日本的艺伎；也明白在“附近的人”里，梦露明明是女的，却用了男人头像的用意，也是用这种障眼法，过滤掉一些人；就像书过滤掉一些没意思的历史和没意思的人一样；也正是这个不同，吸引了杜太白；不同才有吸引力，相同让人乏味，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也吸引杜太白；有说有笑，生活才有滋味；或者，杜太白在延津，找不到其他可以这么说笑的人，才来找梦露。按摩一次八十，倒也不贵；花钱不多，图个开心，图个有滋味。之后隔三岔五，杜太白都会去一趟“纯洁发廊”。一天凌晨两点，杜太白在家睡不着，翻看半天手机，觉
刘震云 《咸的玩笑》0
刘震云 《咸的玩笑》0时至一九八三年，《瘟疫与人》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评论一部有关黑死病历史的新作时，一落笔就断言道：“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纽约书评》，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种说法以及其他许多类似说法所显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一目了然。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上，法官西里卡决定，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一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公开表达他的意愿。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幺，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娜一类人。 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 真正企图为“文革”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 而这是特别需要区分的。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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