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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后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