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制度的严肃性，也是契约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既然在契约里规定了分权，就要清楚分开。有权管的管，没权管的，只能坚决不管。例如，既然大家同意，在契约里规定了在当地甄选陪审团更为合理。那幺，在这个契约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只能继续实行这个契约。假如要考虑推翻，美国人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重订契约，而不是无视契约，自行其是。联邦法庭上的“谋杀”二字也就是这样消失的。既然契约中规定谋杀案是州一级才有司法权，那幺，不管州一级判得下来判不下来，联邦法庭都无权过问，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它只能审它的侵犯民权罪。在美国，这叫作“司法自治”。 这种契约文化的好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每一点一滴的推进，都是可靠的，是一种扎实实的积累。不会整个社会陪着几个强权人物，翻来覆去地烙饼。所以，肯尼迪总统推进了1964年《民权法》，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进步。进了就是进了，不会像跳探戈一样，摇三摇又退一步。推动的时候是吃力的，因为要大家都理解不容易。一旦通过，就是人民的契约，理解不理解的，就都得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