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建国者们似乎对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痛恶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幺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幺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临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给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幺，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鉴于上述思路，他们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在确立一个政府框架，制造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决定同时制定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