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门之前,笑津像往常一样做了些例常的家务,也为女儿收拾卧房。床铺总是凌乱的,书桌上倒着铺放了一本初中华文课本。笑津的父亲似是把未遂的愿望寄托了在外孙女的身上,把以前他在独中用的华文教材拿到这里来,每个周六下午亲自给外孙女补习。笑津明白女儿有多吃力,那还只是个小学生啊!女儿的父亲在这点上对岳父倒是很赞同,总认为把中文搞好就能抵抗外面那混杂的社会、别的种族或“异教”的同化。仿佛中文水平愈高,身上就会有愈强的抗体,最终炼得全然不可侵犯。 也许正因为这种同仇敌忾的默契,向来严苛的父亲对这女婿很是中意。每个周六傍晚笑津与丈夫带着女儿到父母亲家里吃饭,两个男人从饭桌一直谈到茶几上,说不尽的家国、政治、经济、天下事。女儿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无休止地发短信或玩手机上的游戏。笑津和母亲说的家常话倒是有一搭没一搭,很容易觉出寡淡,不如无言。母女俩唯有怔征地看着电视。很多男男女女挤在韩剧内,以台湾腔华语吵吵嚷嚷;画面不断闪动,电视里的声浪与空虚,很快与这寂寞无聊的世界融为一体。
早在多少年前,你就对寂寞这个词有了很深的体会,寂寞是他在天涯,你居天下。寂寞是十年莫须有的天真无邪,再也找不回他。寂寞是十年奔走,源于一场接他回家的牵挂。
也许多少年前,你对浮生这个词也有了很深的体会,当你黄土白骨,你也会忘记这一场十年的阔别,你不会带走生前的承诺和愿望。
南派三叔 《盗墓笔记》0
也许多少年前,你对浮生这个词也有了很深的体会,当你黄土白骨,你也会忘记这一场十年的阔别,你不会带走生前的承诺和愿望。
南派三叔 《盗墓笔记》0到此为止,我们所考察的各派哲学向来都得到了传统上的、文学上的、或政治上的启发。但是,哲学见解另外还有两个根源,即科学和机器生产。第二个根源在学理上的影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从那时起逐渐重要起来。第一个根源从十七世纪以来一向很重要,但是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了种种新的形式。
达尔文之于十九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十七世纪。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
达尔文之于十九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十七世纪。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1他确实保留了一位病人。毕竟他还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当初投身于睡眠研究和梦学研究就是为了应用于治疗。他对于孤立的知识不感兴趣,那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没有用处的东西,学了也没用。实用性就是他的检验手段。他会一直保留一个病人亲自治疗,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初的使命是在治疗个体的紊乱人格结构这方面,不要脱离他所研究的人类现实。除人以外,什么都不重要。一个人如何被定义,完全取决于他对于他人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他的人际关系范围;道德是个毫无意义的字眼,除非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他人的善行,定义为一个人在社会政治整体中自我功能的实现。
厄休拉·勒古恩 《天钧》0
厄休拉·勒古恩 《天钧》0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对国家,王先生只有忧虑而无不满,主张不管天下滔滔,首先要自己勤奋工作。这也是我最多鼓吹的态度。他还讲了番西安的名胜,特别说到乾陵和武则天。我说武则天诚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太偏残酷。王先生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女人要打破传统坐定九重,难免要求助于极端的措施。我争辩说,这恰恰说明在政治上应当压制剧烈改变传统的冲动,哪怕这种改变抽象地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改变必然要求助于太多的不合情理的手段,到头来总是得不偿失,而且无论初衷是什么,只要和时代的根本要求冲突过甚,就会具有个人野心的一切特点。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并不一定要搞政治才会招惹到政府里的人,这一点你一定要搞清楚。反过来讲也一样,政府里的人也不一定只是政治而已。从我的角度来看,没有生意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连政治也没有;有生意作的地方什么都有,也才有政治。”
张大春 《城邦暴力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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