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太多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对能量不允许被发泄出来的焦虑。
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
马尔克斯 《霍乱时期的爱情》1
马尔克斯 《霍乱时期的爱情》1在智慧对智慧者不利的地方，拥有智慧多么可怕！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0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0琐琐的恐惧与碎碎的欢喜不过是现实的阴影。现实常常是活泼而崇高的。由于闭上了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其实它们是建筑在纯粹幻想的基础之上的。嬉戏地生活着的儿童，反而更能发现生活的规律和真正的关系，胜过了大人，大人不能有价值地生活，还以为他们是更聪明的，因为他们有经验
梭罗 《瓦尔登湖》0
梭罗 《瓦尔登湖》0
不清楚小孩多大后会明白大人们的嘲笑是玩笑，但早晚会懂得的。当他懂得了以后，他就会把这种受人嘲笑的感觉与儿童时期害怕失去安全和亲近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长大成人之后，在受到别人的嘲笑时，幼儿时期的经历仍然会留有阴影。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
这是一种最难以忍受、最折磨人的恐惧，我在害怕什么东西，可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它是什么，那是某种不可理解、超出常规的现象，但它一定会出现，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仿佛为了嘲笑一切理性的论据而来到我跟前，作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站在我面前，一个可怕、丑陋、确定不移的事实。通常这种恐惧越来越强烈，毫不理会任何理智的论据，以致在这种时候，理性即使分外清醒，也无法对抗感觉。理性不起作用，它成了无用的东西，精神的这种分裂更加剧了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我想，怕鬼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
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一一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幺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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