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可以就一八0五年十二月二日讲上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他却认为，他在自己的描述中把所有的东西都删减得太多了。他多次说过，你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系统形式来恰当讲述在这样的一天里发生了什么事，谁死于何地，如何死去，或者谁幸免于难的详细情况，或者仅仅是在夜幕降临时战场上看起来是何等景象，伤兵和死者如何叫喊和呻吟。最后，你能做的所有的事就是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都概括成“这场战役起伏不定”这样一句可笑的话，或者是一些类似的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的话。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注意到了所有的细枝末节时，也只不过是在凑合对付那些别人已经足够频繁地搬上舞台的固定套路。我们试图复述事实，可是我们越是努力这样做，就越是被强加那些我们总在历史剧目中看到的场景：阵亡的鼓手，刚刺倒另一个步兵的步兵，一匹战马破裂的眼睛，被他的将军们团团围住、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混战中毫发无损的皇帝。我们对历史的考量——希拉里的命题引至如此——就是那些预先被印刻到我们大脑里的场景，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们，而真相却在别处，远离这所有的一切，尚未被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