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三十五岁回望，我越发感受到潮流的蛮横之力。普通人如风中苇草，能做的唯有顺势俯仰。但写作让我获得回望的停顿，甚至反抗的尊严：当现实世界加速遗忘时，文字成了最后的保鲜剂。书中藏着我秘而不宣的幽暗对逃离者的嫉妒、对留守者的愧疚、对都市精致主义的疏离，还有对故土既眷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完成书稿那日，我仿佛御下背负多年的行囊。它是我蜕下的旧壳，是瓶中小人的重生仪式，更是对所有“迁徙一代”的告白：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正是这些裂痕，赋予我们生命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