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一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我聊起了隐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