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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安石反对国家一味靠征税、专卖来从民间索取财富，说这等于关起门来向自己儿子要钱（“阖门而榷其子”），哪怕把儿子榨干了，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向民间索取财富的权利本身，基于某种父子共财的类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父权。在古代宗法制的大家庭中，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同居共财”，而家父对家财拥有绝对支配权，在法律上完全吸干了子女的人格。直系尊亲如果在世，子女未经允许要分割出独立的财产，另立户籍，就是“别籍异财”，伦理上要视作“不孝”，法律上也要受到惩罚，宋初甚至可判死罪。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0

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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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④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0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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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中央监察制度（御史台和谏官）十分独特：在君主官僚政体的中枢权力结构中，皇帝、宰执和台谏，隐隐成三足鼎立之势。尽管台谏几度沦为权臣或党派的“鹰犬”，学者仍然觉得，这个格局已经有了一点分权制衡的苗头，在许多场合有效地遏制了行政权力溢出正常的边界。·这恐怕是“人治文化”的大框架下，权力运行的政治理性能够成长到的极限。宋仁宗赵祯（1010一1063）又是一位史上不多见的开明君主，“恭俭仁恕，出于天性”®，简直是士大夫政治梦寐以求的理想君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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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驳正”下级的断案，别人讽刺他：“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著名的阿云杀夫案、张朝杀兄案，都可见王大参固执己见，甚至孤身奋战的身影。同僚和舆论对这种“刑名取决于执政”的作风非常不满，彭汝砺上言说，长此以往，“大理、审刑，几无用矣！”®有人感慨：“这种宰执参预断刑之例，在其他的朝代，实不多见也。”⑧其实，除去神宗朝，特别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种情况就是宋代也不多见。不过，“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第二层意思，比第一层意思更关键：自信纯为天下公利，无纤毫私欲在心。刘安世，熙宁初考中进士，却不肯出仕，《宋元学案》归入涑水（即司马光）门人。④前面提到他归纳过王安石的“成功学”八字诀，这段话很值得好好分析一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即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此“虚名”也；平生行止，无一点污，论者虽欲诬之，人主信乎？此“实行”也；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故曰“强辩”；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祸福恐动之回，此老实不可以此动，故曰“坚志”；因此入字，此法所以必行也。⑤0黄拟周等：《续资治通炊长启公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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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能反映王安石“真理在我”心态的，是他喜好裁断是非。宋代的刑案审决，“防闲考核，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从州县、监司到刑部、中书门下，各环节都设计有复核程序。0这就为他大展拳脚提供了机会。嘉祐七年（1062），王安石任知制诰期间，受命纠察在京刑狱。京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杀人案。当时流行斗鹌鹑，一个青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鹤鹑，他的一个朋友自恃亲昵，借口玩赏，夺走就跑。主人赶忙争夺，“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判处杀人者偿命。王安石却判断，这是一起错案，理由是“公取、窃取皆为盗”，死者大庭广众公然强夺鹌鹑就是抢劫，杀人者“追而殴之，乃捕盗也”，无须承担责任，倒是开封府法官“失入平人，为死罪”。审刑院、大理寺复核案情后，都认为开封府判决无误。不过，朝廷不打算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下诏“放罪”，要求他按规定去阁门拜谢免罪之恩。不料，王安石宣言：“我无罪！”御史台和阁门官员一再发文催促，他“终不肯谢”，朝廷只得将他调离。©后人编话本《拗相公》，就借“斗鹑案”来讥讽王安石，说他“强辩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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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王安石的，还要算他的诤友和后来的宿敌一司马光。他说，王安石本是大贤，但有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其实，王安石的“强辩”性格，根源正在于此。细究起来，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王安石认为，比起眼前碌碌诸公，自己显然无比接近，甚至已经掌握了最高的、终极的真理。具体而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唯一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和立场都是智识或道德上的谬误，换个文雅一点的说法，就是朱嘉批评的“足己自圣”®。宋代士人原有很多很宝贵的品质：勇于质疑，强调独得，讲求致用，挟道自尊…①不过，对于“我”与“道”的关系达到王安石这般自信的人，似乎是极少的。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自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任满离职，途经会稽县（今浙江绍兴），知县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好友，后来还嫁妹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两人一同前往当地的名胜龟山游玩。龟山一名飞来山，山上有一座二十三丈高的多宝塔，可跳望海上日出。王安石登临胜景，兴之所至，写下了名篇《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① 身处万仞山、千寻塔的最顶层，才能目睹海上旭日大放异彩的奇观，岂能被浮云遮蔽了远跳的视线？这就好比一个人，从柏拉图的“洞穴”中走出来，看见了真正太阳的光辉，而不是幽暗中火光投映出来的影子，完成了“灵魂转向”，就类似一种Obermensch（尼采的超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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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王安石的，还要算他的诤友和后来的宿敌一司马光。他说，王安石本是大贤，但有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其实，王安石的“强辩”性格，根源正在于此。细究起来，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王安石认为，比起眼前碌碌诸公，自己显然无比接近，甚至已经掌握了最高的、终极的真理。具体而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唯一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和立场都是智识或道德上的谬误，换个文雅一点的说法，就是朱嘉批评的“足已自圣”®。宋代士人原有很多很宝贵的品质：勇于质疑，强调独得，讲求致用，挟道自尊0不过，对于“我”与“道”的关系达到王安石这般自信的人，似乎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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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南宋朱熹也说他“直是强辩，藐视一世”，而且认为，别人怀疑王安石女婿蔡卞伪造《王安石日录》，其实简直是一眼真，因为“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王安石在江宁的故居半山园旁有一土丘，俗称“谢公墩”，相传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遗址，也是王安石日常游憩之地。他戏作过一首小诗，以为如今这个地名不妨改为“王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文人胡仔借机戏谑说：“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⑧可见，再往后，“强辩”这个标签，不仅和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和人物评骘再难分离，甚至口舌之外的荆公文章、诗词，也被某些有心人发掘出好争辩的个性印记，包括后人对他书法艺术的品鉴一“躁扰急迫”，大概也与此有关，这些显然是北宋人想不到的。综合上述“指控”，强辩的表面意思是清楚的：“强”是说王安石自恃学问高超，又有神宗撑腰，藐视同僚，蛮横无理，“辩”是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论辩。在王安石的反对者看来，他的“强辩”就是一种权势加持的无理之辩。王安石“强辩”，是不是无中生有、众口铄金的污蔑呢？倒也不全是。他的政敌、净友、同僚、门生，一致认为他存在这个毛病，而且犯起来不大分对象和场合，对朋友、对属下，对同官、对圣上，态度上或许有些差异，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至于究竟说他是“强辩”还是“雄辩”，首先是个判断和立场的问题，根子在政见分歧。王安石多半觉得自己是“雄辩”，是在“辟邪说，难壬人”。0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写过一首《杖藜》诗：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⑧ 六十岁以后的王安石，在江宁颇为闲适，每天悠游山水，寻访寺院，参研佛理，与友人联句，再修订几篇《字说》，一派退休后的学者生活。尽管如此，他仍感神宗知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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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钱鼎镬如无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日（伪）苏洵：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目苏轼：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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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大展宏图。别人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神宗向司马光打听这一人事任命怎么样，得到的答案是：“介素有刚劲之名，外人甚喜。”0 可是，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三日）这天，他在政事堂内发现多了一位要天天碰面的新同僚，而且是一个他很讨厌的人。再过了两个多月，这年的四月丁未（十一日），唐介死了！很快，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就传开了，害死唐介的就是他那位新同僚一王安石。唐介是因为争论不过王安石，发病气死的，这个说法，并非南宋以后编出来的。当时就有人这么断定一御史中丞吕海，他在当年上了一封著名的奏章，揭发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以为“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其中就说，王安石在辩论中强横霸道，而唐介是个实诚人，说不过王安石，所以气得疽发身亡，自此以后，无人再敢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凡奏对御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是非任性，凌轹同列，其事八也。。昌海说的“争论谋杀刑名”，是宋代有名的大案“阿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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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以来，“天”，不管是一尊人格神，还是一道神秘的自然法则，从来都是历代王朝的政治正当性的终极证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追问的是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因为统治者无法纯靠强制或暴力来实现长久而有效的支配，必须从道德上证明他的权力来源和行使皆属正当，让被统治者愿意接受统治秩序。这就涉及：第一，被统治者应当服从什么样的权第二，什么样的统治是好的统治？前一个是“政道”的问题，后一个是“治道”的问题。在古代中国，这两种正当性，都靠天和天的意志一“天命”来证明。一方面，天命将新王朝的创业加以正当化。即使一个政权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通过“放弑”前朝君主而建立的，但既成事实毕竟说明“天命有德”“天与人归”。另一方面，新王朝一旦建立，日常统治是否良好，也要靠天来最终确认，通常表现为君主统治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甚至祥瑞叠见。从这两种“肯定的正当性”，派生出两种“否定的正当性”，用萧公权先生的话说： “天权对君权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夺国祚，二曰监督政事。前者为革命受命之理论，后者为灾异谴告之理论。” 换言之，在统治失范的情形下，大则“天讨有罪”，朝代更替，小则天降灾异，警示君主。儒家发明出这一套意识形态，希望借助天的权威，对君主形成某种道义上的威慑，将权力限制在道德规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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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决策中诉诸历史权威、既有先例，也意味着大量采用类比（analogy）推论：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于是推论，乙也有Q。齐桓公多欲，没妨碍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么今上多欲，也不妨王霸之业。类比是一种十分自然，几乎人人天生会用的辩论方式。用某种听众更熟悉的事物，说明另一种比较陌生的事物，往往效果很好，所以佛经里总说，“智者因譬得解”。何况，现实的政治决策，做不了自然科学那般严格的受控实验，多多寻求历史经验和实践理性的指导，并没有错。…… 然而，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识：类比推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能或然地为真，不存在截然成立或不成立。人类经验无比复杂，历史绝非当下的复本，只是举出一二相隔遥远的先例，很难保证前提（比如唐太宗、周太宗朝极贫）和结论（贫不足为耻）之间的相关性。很简单，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是否必然有Q？不一定，因为甲可能还有点，它未被发现，却是导致Q的决定因素，于是类比无效，结论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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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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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识：类比推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能或然地为真，不存在截然成立或不成立。人类经验无比复杂，历史绝非当下的复本，只是举出一二相隔遥远的先例，很难保证前提（比如唐太宗、周太宗朝极贫）和结论（贫不足为耻）之间的相关性。很简单，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是否必然有Q？不一定，因为甲可能还有d点，它未被发现，却是导致Q的决定因素，于是类比无效，结论为假，比如：可见，历史类比的可操作空间很大。善辩者不但自己要提出直观而且切合的类比，还要擅长发现和利用对手类比中的缺陷，即点。荆公显然精通此道。这种思维模式，已经有点接近社会科学对变量、机制的比较分析，最终却还是从一种常识理性流入一种实用诡辩，用来“揭发”政敌污蔑今上为桓、灵，本朝为衰世的“恶意”。总之，在政治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类比，一方面，人为建构起各种难以证伪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任何历史情境都可以被特殊化、相对化，甚至刻意曲解。结果，围绕弱类比的辩论就偏离了真正的重心，沦为政治家在一时一地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用的、令对手难以反驳的工具。历史类比，用得好或许能接近科学，用歪了则是伪科学，是尼采说的“欺骗”。0 从前面的案例看，尽管王安石号称“贯穿经史今古”，大部分“故事”还是出自常见的经史，并没有特别冷僻的出典，初看上去，技术性未必很强。并且，王安石的政治对手的辩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王安石并没有用另外一套话语和思维来击败对手。8不过，政治辩论不比吟诗作文，没有余暇来搜肠刮肚，或故意让对方猜谜。要将类比用得贴切，用得及时，用得直截，也十分依赖真才实学、想象力丰富和思维敏捷。王安石的许多政治对手也是饱学之士，可如果临场说不出来，已先输了一筹（见第五章）。相反，荆公就像一台持续不断检索、解析、输出的终端，滔滔不绝，如下坂走丸，“辩论辄数百言”，最终结果是“不可穷诘”“众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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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7个片段，截取自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王安石8年相业中的朝堂争论，当然难免以偏概全。不过，这些唇枪舌剑生动明快，很能反映（至少是历史书写中的）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权威、既有先例。这正是前面刘安世赞叹不已的“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这可算“强辩”的第一层含义。若嫌上面这些片段太短促，不妨再看看熙宁四年堂争论是否放弃啰兀城（位于今陕西榆林，宋夏边境的一个前进基地）时的一段对话：上（神宗）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日：“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出《史记·廉顺蔺相如列传》）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孙子兵法·兵势第五》以，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孙子兵法·作第二)。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辨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周易·系辞下》)。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孟子·梁惠王下》)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锚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诗经·大雅·悉民》)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日：‘薄言采艺，于彼新田，于此蓄亩。’(《诗经·小雅·采芭)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0这段发言，长300余字，内容和逻辑先不必管，关键在于王安石先声明“三代之事固未及论”，还是一口气征引了7个典故，从不同角度支撑自己“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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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用人之道。神宗以为，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不可浪费闲置，又表示，“汉武帝亦能用人材”。王安石回答，汉武帝见识凡劣，所以只能用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当将帅，大肆征伐，弄得海内沸腾，“至天下户口减半”，最终也未能彻底消灭匈奴。神宗一听，想起自己不也想鞭笞辽夏，收复汉唐旧疆吗？但是，自己“天资节俭”，·和武帝可不一样。于是，他趁机说，这和拓边战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武帝自为多欲耳”。又对在场的宰执们说：人主举动，不当有欲以害政。尽管君主专制的本质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但传统的政治理想，还是要求君主“任公不任私”，摒弃或至少节制私欲，使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自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谈（old wisdom），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宋代君主多受儒家思想熏染，往往也主动对此表示服膺，如宋孝宗讲人主“固不当用私意”。可王安石偏不按常理出牌： “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⑧ 只要解决了人才问题，或只要客观结果是理想的，君主何必寡欲？就像齐桓公那样，一心支持管仲的相业（这里也许是王安石自喻），多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这是实录，那么，那句历来真伪莫辨、众说纷纭的“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若非出自荆公亲口，也真的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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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待物”，就是真诚地相信，真理永远站在自己及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一边；“非有待于物”，就是自信无纤毫野心和私欲，置生死、穷达、毁誉于度外，不避嫌疑，也无所畏惧。其实，这两点都不是现实中政治家最必需的品质。有洁癖的理想主义常常比现实主义造成更大的悲剧。但是，在政治辩论中抱着这种心态登场，自有一股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程门弟子谢良佐都不得不承认，“今人不能养气，安石却能之”。·哪怕咄咄逼人、肆无忌惮乃至蛮不讲理的“强辩”，没有底气也是万万不行的，就像尼采说的，很多杰出之人，“当他们觉得自己无私时，他们就认为可以更随便地对待真理”。⑧ 如果有人像公都子问孟子一样，问王安石：“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的回答一定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解释了支撑王安石“强辩”的特殊心理结构，但还未触及“强辩”本身。有些人自负则自负矣，奈何脑子转得不够快，嘴皮子不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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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家对现实政治的描述，专制王朝的君臣关系是以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为基础的，在支配权力的争夺上则是零和博奔，用韩非子的话说是“一日百战”，只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在专制帝王看来，臣子主要有两类：最糟糕的一类，是无时无刻不觊觎着皇权，让皇帝“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宋太祖语）的野心家；最理想的一类，是奴颜婢膝，好利禄，贪财货，一切仰赖官家，毫无独立人格的仆从。这种人，“一旦斥去，即泛滥涕泗”（宋太宗语），哭得不行，对重获权势望眼欲穿。连一般不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的科举士子和职业文官，皇帝也要疑心他们或勾结辽夏，或结成朋党，欺君罔上。不过，历史上确实有极少数纯粹又很有底线的理想主义政治家，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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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仍旧诉诸“祁寒暑雨，民犹怨咨”那一套的辩解：好比“时雨之于民”，实际不可或缺，但必然妨碍“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更不可能保证“墙屋无浸漏之患”。这些无非是达成更高的“善”必须付出的代价，为政岂能“待人人情愿然后使之”？王安石以为，愚民不仅搞不清真正的“大利”所在，他们的意见表达还会被居心不良之人操纵和利用，针对新法。若他们真的成功“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那也属于遭人误导挑唆。比如，府界周边有人反对保甲法，“以十数万愚民，而欲煽惑之者，非特一人而已”，不可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带头挑事的那一小撮头目的责任。民众只要感到新法损害一点自身利益，就敢于“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此风决不可长。皇帝必须“明示好恶赏罚，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则奸言浮说自不敢起，诡妄之计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当帖息”。…… 最终，民意的表达由正到反，在荆公的政治辩论中形成了一个矛盾的闭环，成了某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东西：任何明确感受自身利益受损的人都可以打鼓进状，任何实际上这样做了的人都不清楚真正的利益，是被煽惑的愚民…反对派固然无言以对，反馈和纠错的机制也成了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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