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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因在三十多岁时成了一名街道委员会的小小办事员而沮丧了。我绝不靠自己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刁难百姓。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感。我要使我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真正成为替人民所掌握的一枚公章。只要理由正当，随时听从人民的吩咐……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幺，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娜一类人。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真正企图为“文革”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而这是特别需要区分的。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幺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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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大多数不愿冒此风险。或者反过来说，“寡而均”的体制，早已使大多数中国人冒这种险的冲动一代代退化光了。并且，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又是那幺地瞧不大起在体制外不得不冒着险的自己的同胞。一方面暗羡他们渐鼓的腰包，一方面嫉妒他们每一次似乎“轻而易举”“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容易”，一方面轻蔑他们的“素质”不如自己，不屑地说：“他们都是些什幺人啊！”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旌旗招展，鼓角相闻，你争我夺，此失彼得，强攻坚守。人类的全部计策谋略，当不再能由真正的战争而体现以后，则就统统应用于大大小小持久的商战中了。冲锋不止，战斗不息，战役相续。小到个人与个人，大到公司与公司，企业与企业，财团与财团，国家与国家，东方与西方。其状其况，亦每每惨烈无比。杀伤的不是生命，而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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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小实验——将一雄一雌两只壁虎剖死，烘干，磨成粉末，捻在烛芯里，点燃后，两只烛的火苗相吸，连成虹，并闪烁五颜六色的光。其实，中国的江湖艺人们，早就利用这一现象表演过杂耍的。这现象，却是被国外的科学家们借以说明生物的有趣儿的性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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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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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虑到南北之历史影响的区别，共和国的一碗水并不是端得那幺平的。对南方似乎相对宽容些。这使我当年很替北方感到压抑过。尤其上海的一些郊县，比如嘉定、宝山、川沙，农民们用担子挑了蔬菜以及鸡、蛋、黄鳝、蟹、鳖什幺的形成市街的情形，似乎和电影里旧中国南方郊县的情形差不了太多。这大概也是为什幺“改革开放”以来，一给老百姓政策，南方民间小商业链迅速构成，如鱼得水的先因吧？可以说，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着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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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入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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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意识形态条件下之储存满了认知密码的头脑，对于某些事几乎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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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失为很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不妨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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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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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幺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一书中说：“既然穷人无权占有富人的财产久为人知，我同样也希望，富人无权占有穷人的财产这一事理明昭天下。”一切鲸吞、瓜分、巧取豪夺、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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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乃是世界上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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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甚至不可以一股脑全推卸责任给共和国的前任领导者们。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人的致富一样需要外部条件，需要机会。中国从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和机会。正如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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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再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有身份的人。除非某人不但精明，不但天生有经商的头脑，不但运气好，而且还是某类极具商业价值和前途的创造发明的直接或间接专利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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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任何一种食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上海的买办们的社交原则似乎总是想使你明白，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比官员低一档的社会人物，而北京的买办们，似乎一定要想使你明白他们其实是比官员高不止一个阶层的人物。大多数我们看见的是跨国企业贴上外国办事代理人标签的一群人，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们的一边脸颊上“春风得意”，另一种中国特色，在另一边的脸颊上印着“冷暖自知”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好比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条件和温度下孵化出来，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式方兴未艾，而带着他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的洋教头。他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恩，所谓师恩难忘，但又总是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外商在选择代理人方面首先将物色的目光投向这幺三类人：中国官员子女，久居海外但在中国大陆有深厚人际背景的华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才初到国外却立志从商渴望相遇外国明主的中国人。聘用中国官员子女做代理人的好处之一是打通关节盖印章变得立等可取容易多了。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尤为严格的。中国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地星运临终，今后不会有什幺大作为，好比某种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并不能沿袭。中国当代地买办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一个壮志未酬然而已不可能产生什幺大作为的阶层，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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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共产党人的子女无权涉及权利游戏不得不退出政治时，是很有几分意义惜别，心灰意冷，带着“让孩子们带商业领域闯一闯，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的嘱托，开始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历程。这种方法遭到排挤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经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退之后也能享受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显水的就能贪贿个千八百万，为什幺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澜不止。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而是相信的信。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如果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中国资产阶级的隐富中有一类人，他们所劫的生辰纲，大抵都来源于共有体制内的钱，他们善于“智取”。一旦得手，也作鸟兽散，分头隐居。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幅潇洒的面孔出现。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即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还搞不清流失的真正原因。但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中国新兴的资产阶层是一个良莠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其混乱性从用他们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攫取。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的发迹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定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第二代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也充分。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幺多了，规则开始日臻完善。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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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本身即平民女性，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要求是平民化的。由于她们同时是知识分子，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是高于平民的。由于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对文化艺术的感动之心几乎又是本能的。她们代表平民阶层成为平民文化艺术的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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