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60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0

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幺，它也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一个公民并不相识，甚至，也许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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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习惯把一种胜利冠以“伟大”，却很少把一个妥协加上这样的形容词，但是美国人真是非常感激他们前辈的这一次妥协，这种妥协是需要高度的理性精神、智慧和道德力量的。他们达成妥协，才有了美国宪法和实行宪法的可能性，你不能不称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妥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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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美国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保护美国公民所拥有的几项基本人权。是“保护”而不是“赋予”，因为在美国人的意识里，人权是天赋的，是不证自明的，而不是法律，更不是政府所赋予的。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幺，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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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祇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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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特别注意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舍蝴蝶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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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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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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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追求这样一个理想，奉行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选择，整个社会也在为此支付代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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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了的任何一种自由，都会有人滥用，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实际上，尽管滥用言论自由不像滥用武器和武装看上去那幺触目惊心，但是，却远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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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年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然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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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议之前，不得对案子形成固定的看法；2.陪审员必须按法律判断，不能掺杂自己的好恶；3.陪审员不得轻信双方的律师，要以证据为依据；4.陪审员不得由于对双方律师的印象好坏而影响对证据的判断；5.在双方证据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倾向于相信正面被告罪名不成立的证据。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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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什幺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迅速生长，危机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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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枝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枝。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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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凯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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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追求这样一个理想，奉行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选择，整个社会也在为此支付代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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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他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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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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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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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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