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其实，群众常常会把可能存在于个人身上的独特眼光和独到见解消耗殆尽，这样一来，如果有朝一日，国家政体变得软弱不堪，那么便必然会走向教条主义和专制独裁。在给定情境下，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没有超过某种严格的限定之时，理性的探讨才能得以进行，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情感的激烈程度高于这个水准，理性便可能丧失一切功能，而且被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所有物就会应运而生，而这种集体所有物很快地便会发展成为一种精神流行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我在思考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能够洞察自己的行动，因而找到了通往无意识之路的任何一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对他周围的环境施加某种影响。随着他的意识的发展、深入与拓宽，他也常常产生出一种原始人称之为“威望”的效果。这是一种对别人无意识心里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是一种无意识的威望。只有不受有意识动机的干扰，这种威望的影响作用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人类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并不是人的分化和人的完善，因为这两种概念仅仅强调差异，只能引起进一步的对立；与此恰恰相反，人类关系是以不完善性，是以脆弱无助和需要支持等人性的缺点--这是一切依赖性的理由和动机--为基础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任何个人，只要他学会了绝对的服从于一种集体信仰，只要他放弃了他要求自由的永恒权利以及对个人责任的同样永恒的义务，他就会坚持这种态度，而且，如果在他的理想主义之中陷入了一个显然是“更好”的信仰时，他将会以同样轻信的态度付诸行动，并且同样的缺乏从相反的角度去进行批判的能力。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自从文明初现曙光的时候起，哲人，救世主或者救赎者的原型形象就潜藏在人的意识之中；每当人类社会出现混乱或者犯了严重的错误时，它就被唤醒。当人们走上迷途的时候，他们感觉需要一个向导，一个老师、甚至一个医生。这些原型形象是不计其数的，但是除非它们被普遍观念的混乱所召唤而显形，否则它们就不会出现在个人的梦中或者艺术作品当中。当意识生活出现片面性和错误态度的特征时，这些原型形象就被激活了——我们也许可以说“本能地”——并且出现在个人的梦境里和艺术家及预言家的幻觉力，由此恢复了整个时代的心理平衡。我们看到，他从意识之下的集体心理中吸取了医治和救赎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其中的孤独和痛哭的错误；他穿透了生命的子宫，这子宫孕育了所有的人，赋予所有的人类存在以共同的韵律，并允许个人向整个人类传达他的感受和追求。回到神秘参与状态——那种为整个人类所有而非仅仅为个人所有的经验程度上，就可以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的秘密。在那个程度上，个人的幸福或者悲哀没有意义，只有人类的存在才有价值。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必然的、有趣的，但是这不能解释他的诗。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除非遵循某种超越现实的原则——这种原则能够与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力相匹敌，否则个人就永远无法为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精神上的自主性与道德提供任何现实的说明。简言之，不皈依于上帝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抵御尘世生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诱惑。于是，为了抵御尘世的诱惑，个人在内心深处就需要有一种超越尘世的经验，一种能够保护他独立自主的经验，否则他将不可避免地要服从群众意志，为外物左右而走上人云亦云的歧途。与中产阶级相比，独裁国家具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对待个人的问题上，它可以将个人身上的宗教力量吞噬得一干二净。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0

神经症必须被看做是一个人的痛苦来理解，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生活对他的意义。但是，精神领域所有的创造性以及人类的每一个心理进步都起源于精神痛苦的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则是精神的停滞与心理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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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切顺利，心理能量以充分的和条理的方式得到利用，我们就不会受到来自内部的扰乱。不会有不确定性或者怀疑来纠缠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分裂成两半。但是当心理活动的一两条渠道被阻塞时，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条被大坝拦截的河流。水流掉头流向源头；内在的人想要某些东西，而有形的人不想要它，于是我们与自己发生了矛盾。只有在那时，在这种痛苦之中，我们才发现了心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才遇到了阻碍我们意志的东西，它对我们很陌生，甚至充满敌意，或者与我们的意识立场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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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使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而且平稳——由于这个原因，问题就成了禁忌。我们选择肯定而不是怀疑——选择结果而不是实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肯定性只能通过怀疑获得，结果只能通过实验获得。人为地否认问题并不能带来信念，相反，只能要求更广泛、更高度的意识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和清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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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生活的个人方面和理性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没有找到意义和满足的人来说，进入直接经验的领域是极富刺激性的。通过这种途径，那些平常而又普通的东西也改变了平庸的面目，甚至会获得某种新的光彩。因为这一切全在于我们怎样看待事物，而不在于它们本身如何。在生活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它有意义，也比最重大然而没有意义的东西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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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病例中约有1/3的人并没有临床上可以认定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生活的无意义和空虚。然而，我认为，这种现象完全可以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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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人”这个观念本身就暗示着局限于普通人之中——适应的观念也是如此。事实表明，一个人只有已经感觉到与日常世界难以相容时，他才会把这种局限看作一种令人向往的进步，也就是说，他是由于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人。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尚未适应社会的人来说，“正常”是一个辉煌的理想。但是对于那些能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从来不难获得成功和完成世界赋予他们的一份任务的人来说，局限于正常就意味着普罗克拉斯提之床，不可忍受的无聊，地狱般的贫乏和无望。结果是，因为太正常而患上神经症的人和因为无法达到正常而患上神经症的人一样多。对于前者来说，想把他们教育成正常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噩梦；他们最深刻的需求其实是能够过上“非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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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在一段路上高举知识的火炬，直到另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火炬。如果我们能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接受这一点——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个事实，及我们不是我们手中真理的创造者，而只是它们的表述者，我们仅仅把我们时代的心理需要说清楚了——那么大部分的怨毒与尖刻就都可以避免了，我们不能够看到人类头脑那种深刻的超乎个人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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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投身于那种能够给自己提供受人欢迎的口号的理想主义程序之中，是不是有人想超越自己的阴影呢？用理想主义这种富有欺骗性的外表包藏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暗无天日的内心世界，其中到底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东西，又有多少明显的道德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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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头脑中的主观主义相对比，无意识是客观的，它主要是以彼此矛盾的感觉、幻想、情绪、冲动和梦幻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之间，无一是自生的存在，它们个个都是客观生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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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展前景怎样，有赖于我们对基督教先决条件的理解和解释。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个人、对自我的微观宇宙，采取一种与我们迄今为止曾经采取过的大相径庭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理解别人，不知道人类将来走什么样的道路，不知道他自己能够经历什么样的内心体验，不知道在宗教神话背后到底还有些什么精神性质的事实存在。在这个问题上笼罩着非常浓郁的黑影，因而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对生活感兴趣？他能够给自己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最终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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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分裂状态的个人也需要一种既能指点方向、又能规范秩序的原则。虽然自我意识乐于让自己的意志来承担这项重任，但是它忽视了那些阻碍自己意图付诸实现的强有力的无意识因素的存在。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自我意识要想达到综合的目标，它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无意识因素的实质，就必须体验它们，或者说，就必须具有既能表达这些无意识因素，又有益于自己综合目的的超自然性的象征。而且，尽管那种理解了和明显表现了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宗教象征有可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基督教的概念却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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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它是显意识的某些内容随着注意力的转移而失去其活力。当兴趣转移到别的地方，原来的内容就转移到阴影里，就像探照灯照亮一个新的地方，另一个地方就在黑暗中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显意识一次只能清楚地辨识几个形象。而且正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清晰度也会波动。“遗忘”可以解释为无意识活动内容在视线范围之外，而且是有违本人意愿的。但是被遗忘的内容，并没有停止存在。虽然不能重现了，但是在无意识里存在。它们随时可能自发地从无意识里现起，通常是在多年明显的完全遗忘之后，或者能够通过催眠被唤起。除了正常的遗忘之外，弗洛伊德还描述了很多例子，说明了对于有些不愉快的记忆我们想尽快忘记。正如尼采所说，如果骄傲足够坚持，记忆会选择退让。因此在遗失的记忆里我们会发现很多是因为讨厌或者不和谐而处在无意识状态（并且是有意识想去回忆也记不起来）。这些是被抑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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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自己的本能的分裂使得文明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本质、知识与信仰的冲突。而当人的意识再也不能对他本能的一面进行否定和压制的时候，这种分裂必然就会成为病态。当一定数量的处于这个关键阶段的个人聚集起来，就会开始一场受压迫的一方志在必得的群众运动。意识在外部世界寻找所有病因，与这一流行趋势一致，对政治和社会改变的呼声高涨，分裂人格的深层问题应该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而一旦这种改变得以实现，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就会出现，这些条件又会把同样的社会弊病改头换面后重新带回。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简单的逆转：底层一跃而为上层，阴暗面取代了光明。而且由于前者总是处于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状态，所以，那些“被解放的”受压追者的自由一定会被残酷地削减。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邪恶的根源并未被撼动，只不过是它的另外一面暴露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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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其实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能的态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时有显现，延绵不断。它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保持人类精神的平衡，因为天然的人类有一种同样天然的“认识”，他认为人的意识功能可能会随时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可控的偶发事件所阻挠。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总是十分谨慎地认为，任何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影响的重大决定，都应该用适当的宗教措施来确保无误。人们对无形的权力进行供奉，给予充满敬畏的祷告以及举行各种各样庄严的仪式，进场仪式和退场仪式无时无处不在，其功效被那些不具备心灵洞察力的理性主义者抨击为魔法和迷信。但是，重要的是，魔法是一种心理效应，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魔法”的显现使相关的人获得一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正是做出决定所必需的，因为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都会是片面的，因此做决定被认为是一种冒险。即使是独裁者也这么认为，不仅有必要使国家法令处处透着威慑力，而且有必要彰显严厉来付诸实施。军乐队、旗帜、标语、游行和恐怖示威本质上与用来吓跑鬼怪的教会游行、炮轰、烟火等没有区别。只有国家权力默许下的游行会令人产生集体安全感，不像宗教示威，它对内心的魔鬼信仰不提供保护。因此，个人必须更加依附国家权力，也即依附大众，从而让自己在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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