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宗教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这类冗长混乱的拉丁化名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忘了他们的真面目。只要这种分类不至于成为有害的东西，将人分成有名无实的种类或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为一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不断地互相交叉，互相聚合。假如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一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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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排斥“抽象”，正如它不能排斥想象一样。（……）从绝对意义来说，叶绿素的功能究竟在哪些方面比经济功能更“真”呢？唯有把错误的归纳作为根据而进行的分类才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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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孕育着整个时代的思想，但并不是说就一定要以千篇一律的公式框住人们的思想，也不等于说大多数人都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支配，人们只是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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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却会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谨小慎微的定义所带来的最大危险，仅仅是导致进一步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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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标上任何虚假的几何平行线。从我的窗台看出去，物理学家可以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化学家可以分析小溪流水的成分，植物学家观察草木的成长，每一个学者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题，而不愿关心整体的景象。他们把再现整体景色的任务留给了艺术，或许只有画家或诗人才愿意干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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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所谓“法律史”，教科书这一死板的工具已使这个术语大众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条法令就是一种具有明显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政府颁布法令，并没有一整套强制性的惩罚机构，迫使人们遵守法令。事实上，这样的戒律可以约束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控制行为的唯一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要受到道德、职业和时尚的左右，而它们的要求与法律不同，何况，法律的界限经常波动，而社会公认的准则即使因载入法律而显得更为明晰有力，也不会因此改变其性质。从严格意义来说，法律仅仅是现实形式上的表象，而现实本身是错综复杂的，难以为单一的研究提供有效的题材，而且，法律也没有穷尽全部现实。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当代盛行的核心家庭，还是以感情和利益为纽带的中世纪大家族，要真正了解家庭生活，难道只要逐条列举家庭法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么？某些人以为的确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就是对当今的法国家庭，我们也无法搞清其内在变化，这正是说明那些人真是太傻了。不过，在法律观念中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在许多社会总有一部分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制定和实施法律，自然会把法律作用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自有其传统，并经常运用其特殊的推理方法。总之，除非作为法官史，法律史难以鼓励地存在。人的科学中有这样一门分支也不是坏事，世间万象错综复杂，但无不从属于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法律史毕竟投射出一线微光，光的亮度虽然有限，却也颇能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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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斯对那个背弃信仰的教士忏悔：“你鼓吹的那一套我不懂”，“几位学究有关希伯来语的论述和我的感情又有什么相干？教堂的气氛就足够了。”。用莫拉斯的话来说，“四个下贱犹太人的《福音书》和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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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我在前面举例说明，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方法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从事研究者被称为哲学家，我可不敢觊觎这一头衔。笔者才疏学浅，这本小册子难免有行文不当和一己之见的地方。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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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首先，历史研究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精力，类似于用魔法去驱逐魅影。我们的做法应当完全不同。我们试图在此评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实际应用的具体而微的方法，评估它们的价值和确定性。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和那些成天与史料打交道的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总之，我们在阐述史学家为什么以及怎样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就得由读者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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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考证使得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历史学的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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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作，他本⼈就是⼀位擅⻓运⽤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意”两⼤类，前者指成⽂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都“有意”想以⾃⼰的⽂字左右时⼈和后⼈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件、私⼈信件及各种⽂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们在⽆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思想的奴⾪，成为旧时代偏⻅的牺牲品。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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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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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31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也是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by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 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7661640-introduction-aux-tudes-historiques对一个作者的赞扬，莫过于他能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述说。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始终对记忆寄望颇多。32希腊人和拉丁人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基督教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的插曲。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剧。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挂在嘴边。古尔诺（Cournot）早已指出：法国人始终倾向按照理性原则重构世界，他们的集体记忆远不如德国人那么强烈。指的可能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古尔诺 (Augustin Coumot, 1801一 1877) D —— 译注糟糕的历史学的代价是我们最可靠的思想传统的猝然断裂。33历史至少有消遣的意义。发现从事科学的乐趣并为此而献身，这就是天职。获得求真的愉悦需要训练。根本不存在没有意义的思想工作。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活动，最能吸引人的想象力。34莱布尼茨从解读德意志帝国古老宪章中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不能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在1942年这个为科学而自豪、但并未出现半点幸福的世界，历史当然应受谴责。因为他浪费人的精力，唯一的作用只是在消遣上蒙上一点求真。一种思想活动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实证主义声称要以服务于行动的能力来衡量。经验告诉我们，表面看起来最无价值的思辨活动，有一天能提供出人意料的帮助。历史学应始终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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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要使1805年12月8日发生在奥斯特里茨的事情在今日重演是不可能的，然而假设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某军团在战斗中表现如何呢？要是拿破仑在停火几小时后想知道这一点，他只要叫部下做个汇报就行了。如果根本没写过这部公开或秘密的报告，或者成文的报告已经遗失，那么我们为拿破仑假设的问题就算白提了。如同其他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样，它很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史学家提出问题，但他并不幻想能像尤利西斯那样使幽灵复活，纳库里阿的奇迹早已过时了。除了前代留下的史料可供我们思索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时光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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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战争”时期，布洛赫在阿尔萨斯任军事参谋，当时闲得无聊，心情又十分焦虑，某一天，他在一家小店买了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曾被关押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就是用这种笔记本写了一部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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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急功近利者的眼中也无非是屠龙之术而已。可见，历史学受到冷遇也是不难理解的了。布洛赫指出，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实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路身科学之列，但就目前而言，“这位知识领地的新到者尚处于摇篮之中”。虽然，历史学已存在千年之久，但长期以来以政治、军事重大事件为内容的叙述史始终是历史学的主流。进入19世纪之后，实证主义思潮独步一时，历史学也迷恋于孔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观念，人们似乎认为，若不能最终提出如同几何学一般精确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科学。为此，布洛赫提醒人们，要防止近代以来习以为常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滥用，即使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再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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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曾告诫：“每当评价有倾向性时，人们的叙述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其影响而一边倒。” 故而，要窥见前人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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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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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派历史学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研究历史都是有⽬的的，开始时肯定有⼀种指导思想，对⼀个新⼿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地在⽂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份⽂献如同⼀个⻅证⼈，正像⼤多数⻅证⼈那样，只有在⾯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化”对⼈类历史的意义远远⼤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历史学界对此视若⽆睹，其原因并⾮缺乏这⽅⾯的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历史学家⾃⼰。另⼀位年鉴学派⼤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学。”如今，以“问题历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观，这不能不使⼈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卓识。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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