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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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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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间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满足于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要了解当代的事务，情况也同样如此。要了解现代社会，难道仅仅埋头阅读议会争论和内阁文件就足够了吗？还要具有研究财务报表的能力，而不至于像外行对象形文字那样对此一无所知，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在机器盛行的时代，难道能允许史学家对机器的构造和改进视而不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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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任何理性认识不可或缺的工具，难道有什么法律不准我们使用这些语言吗？例如，我们要论证“工厂制度”，这时并未因此创造个实体，而只是在一个名称之下尽量收集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所具有的共性才是存在本身，也就是这个名称所要指的意思。所以，这些专有名词本身是完全合理的，错误往往是在使用的时候才产生。若选词不当或用词太死板，一个本来有助于分析的符号反而会无助于分析，它就会引起时代的误置，而误置时代正是历史科学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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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文献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证明，也无疑极有价值。但和其他史料一样，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必须经过考证。每一个重要的术语，每一次独具特色的文风转变，都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但要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语言现象与一定的时代、社会或作者的习惯用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古代的文献就更应如此否则就很可能弄错年代。12世纪的王室涂油礼被认为是种圣礼，“圣化”一词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并未具有当代神学所赋予它的含义，如今，“圣礼”的定义已十分明确。其他有关的词汇也同样如此。虽然事物的存在先于命名，但命名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标志着人们达到自觉认识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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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学和化学不同，史学并没有那些与民族语言无关的符号系统以供自己使用。史学家都说本国语言，要是他遇到个用外语表述的事物，就得把它译成本国语，如果那个词指的是常见的事物或行为，那么译出来也不会有很大障碍。词汇的“现款”是最容易等值交换的。然而，制度、信仰、习俗之类在特定的社会里起着极大的作用，要将这些词译成另国度的语言难度很大，并且很容易出错，因为，对应的词必须以相似性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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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不断地互相交叉，互相聚合。假如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应当注意，不要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标上任何虚假的几何平行线。从我的窗台看出去，物理学家可以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化学家可以分析小溪流水的成分，植物学家观察草木的成长，每一个学者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题，而不愿关心整体的景象。他们把再现整体景色的任务留给了艺术，或许只有画家或诗人才愿意干这件事。这种景色令我想，实际上，整体的景象只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可见，科学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排斥观察者，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被观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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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看到人类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时，就会对每一种制度、信仰、习俗或事件进行如此这般的分类，以表明特殊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永久的个人或社会趋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例如，尽管有种种冲突，但在所有的宗教情绪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一点吗？要知道，只有了解同类的其他事实，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类事实。在封建社会初期，与其说货币是支付手段，不如说是一种价值标准，这与1850年左右创立的西方经济学准则截然不同，而19世纪中叶的货币制度与今天大同小异。然而，我认为，一个学者若只懂得公元1000年时的货币，就肯定难以掌握它在当时的特殊用途。这就证明需要一定的专业化知识。而所谓专业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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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知道，目击者往往不能察觉事件的直接因素，后人就更无从了解了。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难以预见的历史“偶然性”。如果说最精密的工具也无法辦别那些微不足道的证据，我们或许会因此感到自慰。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证据，人所设想的它们与历史演变因果长链之间的联系免有些谬误，历史科学永远不会彻底消除这些误，也无权自称能消除这些谬误。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考察这些因素时，不会犯观察突发事件所难免的错误。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这真是幸运的巧合，伏尔泰已多少领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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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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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不能过分依赖以常识为标准的考证方法，这种方法是人们长期应用的唯一方法，至今对某些人仍颇有吸引。实质上，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在物理学界，这种所谓的常识否认对立的同时存在，至今仍反对爱因斯坦的宇宙论。它只能处理希罗多德记载的那类传闻。希罗多德曾写道：当船在非洲海岸转向时，海员们发现，在某个方位太阳是西升东落的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常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伏尔泰批判方法的主要缺陷，虽然它在其他方面颇具洞察力。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思想意识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今天看来却感到很特殊，这是因为我们已不再有类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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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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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布洛赫提醒人们，要防止近代以来习以为常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滥用，即使一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再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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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就会感到愤慨，就会斥历史为“无用”。但是，“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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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种等级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而不能将分类绝对化，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实际上它们也值得人们注意，一但这总是一种选择，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当讲究概念的精确性，他曾试图给概念加上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看来他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请注意，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常说“谁对谁错呢？”学者则满足于提问：“为什么？”他承认答案不会那么简单。无论是一般的偏见，或逻辑学家的假设，还是律师起诉的习惯，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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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件已成事实。不存在任何可能的余地。骰子掷下之前，存在着1点到6点的可能性，而掷出之后，就无所谓可能性的问题了。以后我们回忆起那一天，可能吃不准当时的点数是3还是5，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在于记忆或证词，而不在于事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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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种等级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而不能将分类绝对化，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实际上它们也值得人们注意，但这总是一种选择，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当讲究概念的精确性，他曾试图给概念加上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看来他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请注意，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种价值判断。法官常说“谁对谁错呢？”学者则满足于提问：“为什么？”他承认答案不会那么简单。无论是一般的偏见或逻辑学家的假设，还是律师起诉的习惯，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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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很少对术语加以定义，也许他认为没必要这么謹慎，或认为被运用的词汇本来就经过严格的定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用一些关键性词语时，也大都受本能的支配，他任意扩充、限定乃至歪曲了词义，却不向读者说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地知道。从中国到荷马笔下的古希腊，世界各地的“封建主义”究竟指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实在不多，这是因为每一位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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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这个问题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而且，按理说，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谈得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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