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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外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轧根于那个世界，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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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夫舍姆，我唯一享受的是早班刚开始和晚班快结束的时光。我们需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值班的人都是独自工作的。在冬季清晨五点半的黑暗里，BBC的穿梭公车在大厦门口将我放下，我慢慢沿着车道向上走，边走边捡柴火。然后走进一间房间，那曾经是最好的卧室之一，在壁炉里生上火，再从食堂取来茶和香肠，坐在地板上吃，看着炉火慢慢烧旺。开始时总是很冷，而且那个时段只有少数人员在工作，我待的地方经常几乎二个人也没有。这些野餐似的早餐有一种神秘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蹲在废弃屋里的流浪汉，这种略带迷惘的快乐，是我对那段时间唯一的记忆。数摩静盛风的语册出器质唐我夏鉴后来我们被调回伦敦，成为BBC这台大机器中被接受的一部分，这份工作就变成了普通工作，持续了五年，直到战争结束。这不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但能让我们忙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随时回答咨询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通常也能做到，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找到信息罢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女性我都很喜欢，如果我不喜欢谁，通常大家也不怎么喜欢。我还发现，在团队中有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作为其他人之间的催化剂不是件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升任这个分部的负责人，此前我曾有一次没被选中，被提拔的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女孩，这事还蛮有戏剧性的。后来她的工作效率被发现并不如预期，再后来她就离开大家去生孩子了。升职后，我只是有点高兴，其他女伴们却说：“一开始就应该是你。”她们喜欢我，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很幸运，因为全靠她们，这个部门才得以维持运转），但我对工作的关心其实非常肤浅。那时，我对任何事情的关心都很肤浅。我的生活并没有与战争紧密相连。保罗死了，但他在那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我的一个表弟也死了，但他比我年轻，因此我之前和他也没有太亲近。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人也死了，但他们并不属于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死亡就像有毒的战争氛围凝结了片刻，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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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难以忍受的梦境中。普尔特尼酒店餐厅里一排排墨迹斑斑、紧凑摆放的桌子，一摞摞填写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的表格，被划坏的笔尖，标有“待处理”字样的锡盘，这一切显然对其他人都有意义，对我却没有。我只知道，我所在部门的二个下属分支部门负责把排雷设备从一个海军基地转移到另个海军基地，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设备，而且似乎转移之前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些设备的任何情况。这些疲惫的中年人严肃谨慎地从事着他们蚂蚁般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办公室世界，有自己的惯例、必需之事、禁忌和幽默：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绝非令人不快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或鄙视的世界，但不是我可以想象自己能归属其间的世界。每天晚上，我会离开这里，回到一个铁路工人简易住宅中的一间小盒子般的卧室。他的妻子会给我做一顿分量很大的晚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经历了贝克顿和牛津的日子，这种情况虽说有些奇怪，却并不令我沮丧。我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被悬在了空中，默默等着，看看能否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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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习惯了在宽阔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在大海里航行当然更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意识到，像帆船这样小而脆弱的人造装置，要能经受如此巨大冷酷的对抗力量，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一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可怕，那就是从高空俯瞰云层，云层呈现出大地的模样，仿佛我出现了幻觉。在这样的情境中飞行过后，那些沟壑、峭壁，那些像从被侵蚀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悬崖和山峰，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常识告诉我，如果我穿着降落伞跳下，会穿过这些云层，这就够槽的了。但更糟的是，我在噩梦中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云朵上，原来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存在着、没有水，没有温度，没有任何东西生长其间，我成为那里唯一的生物，我只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坚实但完全属于陌生秩序的地方跌跌撞撞、挣扎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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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基本上就是我如上所描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就是白皮肤，所以我通常很少被皮肤白皙的人吸引，尽管保罗的头发在夏天时会被晒成几缕金色，像用过氧化氢漂染过一样，但他的肤色是拉丁人种的天然肤色，哑光感的皮肤，一双雪利酒般的褐色眼睛，与他紧凑的、仿佛精雕细琢过的五官相得益彰。他通情达理、反应敏捷，但并不能称得上聪明；他性格随和，意气风发，但也不能称得上诙谐风趣一只是当时的我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差别。他很有自信，也很有魅力，在一些更有阅历的朋友或更清醒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有些行为不端的，因为他总是缺钱花，而且会和任何愿意与他亲近的女人谈情说爱，哪怕对方可能是朋友的妻子或女儿。他首要的品质，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很自在”，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这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人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阐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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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依靠感官接收信息来保持内心平衡的人来说，当感官开始衰退时，考验就会到来。当我再也无法看见（我外婆在去世前十年就没再见过星星了），再也无法听见（她说先是云雀的叫声消失，然后所有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当我的身体——不仅给了我所有最可靠、最令人慰藉的快乐，也帮助我走出局限性，去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事物 ——变成一个痛苦的负担（想想吧，微不足道的消化不良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实可能证明，这种生命的跳动只不过是血液在我耳朵里流动的声音。我所希望的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我也像花朵、火柴盒、狗或其他任何人一样，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着，那为什么就算有这么多我本无须活下去的理由，血液却依然如此稳定地跳动了这么久呢？只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只能用“我即是我”这几个字来表达，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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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子宫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只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生理过程，是我身体的一次新的分离。将来可能会存在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生命，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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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去拿第五卷时，却发现整套书都不见了。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我敢肯定，一个酒鬼发现自己私藏的威士忌被别人拿走了时，就和我此刻的感觉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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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马、山羊、狗、小溪、树屋、偷水果和写诗相比，上课简直就是苦差事。我想，正是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工作是快乐的对立面。我曾试图说服自己不要这样想，但都是徒劳。哪怕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总体而言我还挺喜欢工作的，但一离开办公室，我还是有一种重返生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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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写作还很微不足道时，再提写作确实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这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但我相信正是写作的冲动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当我问自己：“如果灾难又发生了，我会怎么样？”答案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好的。我会继续写作。”正因我能这样说，所以我才能活在当下，并对它所提供的一切充满感激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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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地不肯放手是可憎的，放弃则是可鄙的。当我自己处于不幸状态时，我倾向于转向被鄙视而不是被憎恨，但当虚荣心作祟，令人必须在这两种邪恶中做选择时，谁不是宁愿被人憎恨，也不愿被人鄙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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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任性的我，仅仅在作为女性这个身份时才显得生机勃勃，而一口在这个身份上受到伤害面对现实时，我就变得非常枯燥。（既然我一向相信真相即良药，所以这本应是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感觉并非如此，这个真相徒然令人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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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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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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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清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气已经愈发自由，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刻板得近乎有些荒谬，她也正处于一个摆脱约束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举止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感的差别，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历史阶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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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自然的关系是很可能的，是因为定义这种关系的界线已经被时间和习惯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彼此都没想过要提出质疑，但这些界线所划定的区域其实非常狭窄。当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农场时，我已经十几岁，不再是个孩子了。当然，我依然认识农场里所有的人，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出了和他们共享友谊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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