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我能怀着深情记起的“方钉子”，我将称她为“露易丝”，是安德烈从纽约挖来的。当时她的工作是给蒂芙尼的商品目录撰写文案，安德烈一眼相中她就是应该管理编辑部的人：不是干编辑的活儿，而是组织编辑们干活儿。安德烈一直有个梦想，梦里有各种程序和挂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一本书从打字机到印刷机的全部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作者忽然有了个新想法、编索引的员工患“流感”倒下了，或版权持有人不回信，等等。而露易丝——即将治愈这些问题，为他实现梦想。但我们无法预见如此幸福的结局，只能心怀恐惧地等待她的到来，他是这样宣布的：“你们都必须绝对服从她。连我也会服从。”乍一看，她确实有点令人担心，但这只是因为她太时髦了。她身材苗条、骨架窄细，着装让人嫉妒得发狂——就是优雅的纽约人爱穿的那种休闲服，简单到你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知道它们很贵。她那惊人的沉着和自信并没有妨碍她的魅力，第一天我带她去吃午饭，对她的态度已经比想象中热情。确实，还没有吃完第一道菜，之前在我心里响起的警报就消失殆尽。露易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她为什么接受安德烈的提议。她在纽约遇到了肯·泰南（泰南在那里比在伦敦更有名，无论是作为戏剧评论家还是他的个性都声名远扬），疯狂地爱上了他。当他动身前往伦敦时，她身无分文（她是怎么弄到这些衣服的？），不可能跟他走，所以一直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间，天上掉下了这个机会。我会不会觉得肯会介意呢？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个，这个，这个，还做了那个，那个，那个……想必，那一定意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事将愈演愈烈……或者，我会不会觉得她大概不够明智？我跟泰南的距离，从来没有短于酒会上房间的两端，但也不可能没听到过那些关于他的传言，这些传言让我确定她确实非常不明智。我已经预见到未来收拾战场时的狼藉，但那一天，我主要想的是愉快地确认，这个迷人的傻姑娘永远不可能管理任何事，甚至她命中注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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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安德烈高超的求生技能里，有一个很可爱但会导致不便的弱点。他最初来英国是因为他喜欢“来英国”这个想法，还在布达佩斯读书的时候，除了拉丁语，他必须从德语和英语中再选修一门语言，因为受到一位自己爱戴和敬仰的叔叔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随后就发现很合自己的意。他当时选读的书一定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书给他留下了关于英国的“浪漫”印象，比如英国人以诚实可靠著称，主要都是些英国绅士，虽稍显滑稽但相当有魅力。我敢肯定，他四处撒网找人为他的出版社投资时，如果网住的是匈牙利同胞，他必会坚持与他们签订一份完整的商业合同；但他每次网住的都是英国人，浑身散发着祈祷必会回应之光辉的英国人，因为观者的先入之见，这光辉还辐射出一圈粉红色的晕轮。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但情况确实如此，安德烈和这五个及时雨之间，每次都仅有一份“君子协议”。你甚至不能说它不值写它的那张纸，因为根本就没有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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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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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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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槽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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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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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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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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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在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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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诗人会以怎样的方式认识自己的身份，对杰弗里来说，他就是自己诗人使命感行走的证据。生活对他而言似乎比对大多数人更为困难。有一次他讽刺地而不是骄傲地告诉我，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做点自己热切想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他去做，便不再受苦，他就可能再也写不了诗了。他写的散文似乎也证明了写诗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存在的理由，这些散文如此笨拙不自信，让我想起一只离水的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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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够了以后，就接受了这个信息：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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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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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软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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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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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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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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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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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在薄薄的礼貌外壳下，是以男人看待裁缝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出版商的：就是个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事，比如大腿内侧的尺寸，以及是“放左边还是右边”，等等，但他们绝不会请自己的裁缝吃饭（这类作家很容易合作，但你不会喜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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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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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开始经营以来，书籍的发行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最早是8先令6便士一本小说，后来变成了10先令6便士，然后是12先令6便士，接着是15先令（这似乎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跳跃），之后便快速突破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1英镑屏障。（如果此时某个巫婆告诉我们很快会涨到8英镑、10英傍、12英镑、15英镑、20英镑，而不是以先令计价，我们会怎么想？）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 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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